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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仰望那只巨大的木质钟楼,蓝天白云,阳光并不刺眼,时针正缓慢地移向四点整。在慵懒时针的引导下,公园里面的人们也正缓慢行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水果店铺都能使他们驻足停留。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戴着足够厚的老花镜,随意倚在一块帘布上,熟练地编制花环。唯有孩子们希望打破安静,他们骑在马上,在身后大人的陪伴下,享受短暂的驰骋。
公园围湖而建。平心而论,这并不算一片美丽的湖,它的一部分甚至长满了蓝藻。然而这里却是成都一个有名的景点,人们在他周围造上了长廊,茶馆。不少茶馆还别出心裁,柳暗花明,看似狭小却别有洞天。三点多时我还坐在一个茶馆里听音乐。老板是一个天津人,来成都四十多年了,依然带着浓厚的北方口音。当时他正与熟悉的顾客轻声交谈着。阳光透过透明的天花板照进来,除了窗外偶尔飘来的马蹄声,没有人能打搅这份午后的惬意。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初三学生。对于几个月后的中考他并不显得那么紧张。他熟练地穿梭于树枝与树枝之间,在走了太远之后却依然不肯原路返回。在我和他的谈话中,我除了学习压力和学校好坏之外没有其他话题,他却总是能跟我滔滔不绝。他的爱好很丰富,据说他和他父亲都很喜欢摄影,事实上他们的水平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向我提起说他的老师找过他父母说他们不称职,因为在每次他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计划假期的出行。
他跟我说成都人喜欢玩,这点我相信。很难再找到一个类似成都的城市,在路旁的一排都遍布着茶馆。这让我耳目一新。以前我觉得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度,到处是毁灭和复兴,到处是一腔热血到处是敏感的自尊,所有一切都是紧锣密鼓而压力重重的。现在我发现不是,我们的文化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也可以坐下来闲谈,喝茶和嗑瓜子,忘却王朝的更迭,政权的交替。它让我相信还是有亘古不变的东西的。成都就是这么一个温柔的城市,可惜它在我们的辽阔版图上显得太过渺小。
虽然渺小,但成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核心,反而是固守得有些倔强。即便是高楼林立,它仍然将曾经保留了下来,不少破旧的古屋仍然伫立在那儿,黑色的瓦片突兀得有些格格不入。这还体现在食品文化里,不像在桂林我能买到云南的特产,就连我在成都最有名的一家披萨店里喝的蘑菇汤,都有些微辣。这让我在回来之后非常不适,因为每次我在高速公路上穿越华西的时候,我总会看到钢厂的巨大烟囱里不断喷出着闪动的蓝色火焰,它在黑夜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揪心,让我觉得不远处食人族正在进行一场隆重的吃人聚会。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广东的黄埔军校遗址上最近建了一个夜总会。这个曾经培育了一代中国精英的地方,现在成了大腹便便们花天酒地的游乐场。我从不怀疑我们遗忘过去的速度,但难道几十年的时间,就能让一个民族践踏历史。
我记得柏桦有句诗形容成都,“牛羊无事,老人下棋”,再贴切不过了。但成都并不只是一个只会休闲的城市,相反,成都人追求理想的执着和勇气令我惊讶。我听到一个女人,她辞了在报社的稳定工作,靠写作为生--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这是最不靠谱的生计--而她却坚持下来了,最后在我说的那片湖旁开了一个小酒吧。并不止如此。太多的艺术家和作家聚集在这个城市,为自己的纯真理想奠基。它让我想到了海明威笔下二十年代的巴黎。巴黎为所有心怀理想的一战时流亡学者们敞开了大门,你简直可以在街上随意地撞见一个名满天下的艺术家,评论家称那里是“年轻人的天堂”。而成都也为所有的学者敞开了大门,只是这些学者们也都是流亡的么。
走之前的晚上我看到了满天的孔明灯。初三的傍晚,这座城市仍然处在过年的狂欢之中。只是我要走了。我对我无法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而感到遗憾,我妄想用剩下的时间用客观的声音去评价和剖析它,但不出意外地我失败了。直到走的时候我才豁然开朗,我想我的声音从始至终就不曾客观,我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的自由,慵懒和向上。这就够了。
不少次我过马路都让飞驰的出租车倏地刹车,后面又堵得望不到尽头。他们像是对自己的停下感到愤怒,争相向我按喇叭以发泄不满。于是我也不得停下,只能加快脚步向前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喧杂而拥挤的世界里独自穿行,走的越远就越发现,原来这里和想象的不一样。
我才十六岁,却已经记不清自己多长时间不曾幻想了。我记得小时候我想当一名船长,或是一个善良的海盗,在蔚蓝大海上缓缓漂浮,视线的尽头有一座美丽的小岛,椰子树比山坡还要高。后来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坐了真正的船,却渐渐对它冷淡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抹灭美好幻想的,往往是真相。
太多美好被抹去了。有些还可以大海拾贝,有些却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我模糊地记得,有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书架上胡乱摸索,找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看到窄窄书名的时候我久违地发了阵呆。一片金黄色。风起的时候齐齐地转头。画面的左边有一个矮小的稻草人,它的脸被孩子们刻上了一个巨大的笑脸。很久我才清醒过来,眼前却一无所有。
我欣喜地向下阅读,渴望找到描写麦田的片段,我想知道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一生。幻想能给予人感动,而这种感动如今也只能在书中有丝毫寻觅。我飞快地翻阅,可直到结束,书中也没有关于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丝毫描述,我看到的只有一个落魄少年短暂而失败的流浪,他被室友欺负,愤然出走,在纽约的夜总会里闲逛,还在宾馆里遇上了一个讨厌的妓女,外面的世界没有给他任何的惊喜,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挥霍光阴,就连他最敬佩的一名老师——他收留了我们的主人公霍尔顿——但这老师却竟然还是个同性恋。如我一样,全书唯一提到麦田的,也只是霍尔顿片刻的无聊幻想。最后流浪失败了,他回了家。
我没有收获到我想要的,却在放下书的一刹那感到了一阵巨大的震颤。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正独自穿行。显然,霍尔顿比我更有勇气,为了心中那个荒诞但并未泯灭的梦想,选择了流浪。但背叛的代价也更大——他看到的是更丑恶的现实,他非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那片麦田,还让它被黑色洗刷了。故事的最后他被自己的妹妹所感动,为了她选择回家。这的确是个温暖的结局,在我看来却是个悲剧——流浪就此终结,他再也没有寻找的勇气。麦田消失不见了。
每次洗完澡,蒸汽都早已模糊了浴室的镜子。小时候,我很珍惜这种时刻,我会小心地用手指在上面笔画,画一艘船,下面是浮动的波浪,船头伫立着一个很抽象的船长。然后我会后退一步,久久地盯着这幅画面,直到蒸汽慢慢褪去,镜中的自己重新浮现,那双水灵灵的眼睛写满了失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习惯性地用脸布将蒸汽擦去,照着镜子抹平自己的头发。有一天我突然停住了,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那么苍白,那双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光泽了。
霍尔顿的老师教导他,“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它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时他疲倦极了。他流浪了不少天了。之前他在出租车上问司机,中央公园浅水湖的鸭子到了冬天都去哪儿了,是被卡车运走了还是自己飞去南方了。司机回过头来大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样的傻事!
到底是谁改变了我们,是长者,是时光,还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成熟是一次次屈服的过程么。世界太五光十色,目不暇接,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跟不上风驰电掣的节奏,就意味着灭亡,而为了接受,幻想被迫退出。天真是幼稚的,堂吉诃德是马路中央的小丑。
如果我们能像霍尔顿这样,或许还不枉此生。他愿意为了他的事业英勇死去,即使他的梦想遥不可及。他说,“我老是想象,有那么一大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但正如他老师所说,他实在太不成熟了。他不知道这需要多大的代价,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搅乱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更多选择的是临时的重温。那时我会站在南面的阳台上,闭上双眼,张开双臂,现在我就是船长,我站在船头,风透过我的身体。
吕东现在还在营口看守所。几个月前他还在赌场上生龙活虎,他熟悉球场上下一切的风声,却对自己即将被捕一无所知。他是风暴开始首个被判刑的足球人。他也许会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年年有风暴,年年有替死鬼,今年偏偏轮到了他。想到这里他又也许会感到不公。从来都是他们这类人成为成为亮出来的靶子。看似罪孽深重,实则无关紧要。
他曾经是辽宁十连冠的功臣,退役之后开始赌球,赌到后来坐了庄,稳赚不亏。他在圈内有绰号“老八”,前七位至今还没有下落。他算是个聪明人,依靠广泛的人脉控制了比赛。但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黑夜里看守所的墙壁,也许可以作为回忆的幕布。如果不带主观情感,故事的开头会是段比较辉煌的体验,等到回忆逼近现实,他才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落差感。然后,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因为你无关紧要。因为你还不够无耻。
你还不够无耻。赵牧曾经这么评价香港队。当时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7:0大胜香港队,还是由于净胜球出了局。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球迷们纷纷讽刺足协的数学水平堪忧。多少次球迷就这样一哄而散,他们不过是唏嘘一下如今的物是人非,或是把国足当成一个低俗的玩笑,似乎他们连耻辱也不配承受。与其说球迷们还忠于足球,不如说他们更多时候想看笑话,偶尔思念一下略有溢彩的旧日曾经。他们似乎对于现在没有了任何感情,也许是厌恶了那样的激情岁月,每一次歇斯底里的呐喊不过是隔靴搔痒,让足协吐出个不大不小的泡泡。
今年他们没有再做尝试,足协却吐了血。
南勇,杨一民被刑事拘捕。作为足协最硬的两个人,他们曾回应了体育总局的要求,“坚决反对足球比赛中的违反体育道德和违反法律的不良行为,坚决拥护有关部门的抓赌打假行动,并将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我看到那时图中的南勇西装革履,目光炯炯而坚毅,他的身后是以绿色为背景的足协标志。他们渴望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扫赌,然后适可而止。
但这次的风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尺度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它原本也许只是一场闹剧,或许根本没有幕后策划者。但随着推波助澜,它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是时候该出口气了。先把最高层绑起来。要记录,我不信你一身正气。但这仅仅是出口气。没有人知道之后事态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中国足球将来怎么走。原来笑话一般的存在,现在需要人去承担。就像愤怒的人民推翻了独裁者,但他们找不到其它的方式去统治国家,于是成为了新的独裁者。现在足协人去楼空,56岁的韦迪火速上任,如此仓促,他不会是真正的改变者。“只是因为太多的事情需要延续,联赛不能耽误,尤其不能影响国家队参加迫在眉睫的东亚四国赛”。
那么是谁呢,改变者是谁呢。谁也不知道。但我们至少能模糊地得到一个积极讯号,反腐已经开始,从足球开始。这场运动原本的出发点只是扫赌,但却意外地偏离到了反腐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对于事态之后发展的迷茫而做的心理安慰,还是第六感的暗示。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是南勇从表态扫赌决心到自己被抓住这么短还是无比漫长。我只知道改变总是对的,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再怎么艰难,也要比让这个庞大的黑色系统继续安然运行下去要好得多。
吕东在看守所里应该能弄到一份报纸,或许得到的时候已经被蹂躏不堪。他看到南勇被捕时会是什么感受,他会不会涌上一股巨大的惊讶。他又会不会平静下来,感到事情的必然性,感慨时间的仓促。如果他还有些良心,他会不会悄悄地为之振奋。
南勇被关进了看守所。他曾经是著名的铁腕,雷厉风行。但他即将被关进更为无情的牢笼,这是一辈子也偿还不了的债。他是个大人物了。这和以前不同。但他只是足坛的大人物,一张巨大网络上的显眼节点。在这张网络上,他仍然无关紧要。
但这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一个正在终结,另一个已经开始。
在看阿凡达之前,我正兴致勃勃地在跟同学说,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完整地看一遍《杀手没有假期》,我说这虽然被归为黑色喜剧,但我更觉得它应该是一部文艺片。我两次在HBO上看到它,一次开头一次结尾,都被错过了。然后电话铃响了,有人找我去看阿凡达。我匆匆地跟同学告别,我说我愿意去看这样一部商业片,因为它能带给我更多的感官刺激,在身体的诱惑面前,心灵脆弱不堪。
我就完整地看完了阿凡达,期间也并没少给震撼过,毕竟对于我的年纪,好奇心和幻想还不应该完全泯灭。不过相比如此精致的制作,情节还是略显简单了些。大部分情节都给我猜中了,毕竟电影我没少看,英雄片的一般套路我还是深谙于心。但总得来说,看完影片,还是有种相当充实的感觉,我突然想起昨天在FT上看到的一段影评,写的非常好:
“在我看来,《阿凡达》的高明更在于,它是一部穷尽目前人类的技术手段所拍的反技术的电影,甚至是一部穷尽人类智慧的反智电影。它花了这么多钱,用了这么多时间告诉我们,原始有多么美好,而我们总是以为技术、武力能够征服一切。当片中的家园树被导弹轰塌的时候,我们心痛了,当杰克和娜蒂莉骑着飞龙在巨幕上翱翔时,壮美的音乐再度响起,我想这是我在2010年看到的最浪漫的画面。而且看第二遍时,我依旧这么认为。这就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我们走进影院,是因为里面血雨腥风的打斗场面吸引了我们。而影片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反战反征服的愿望。然后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反对暴力。我们不亲眼看到山穷水尽,不看到将来自己的尸横遍野,就不会回头。然后我发现什么普世价值什么怜悯心都是假的,我们在乎的还是自己。
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发挥了一下想象。阿凡达在星球下生活了下来,他们赶走了邪恶的人类。然后他们开始重建家园。可是过不了多久,人类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没有理由获胜了。英雄不可能总是拯救世界。然后我悲痛起来因为我知道如果童话存在这个悲剧就一定会发生。他们只是赢得了一场再小不过的战役,却无力回天。
我逼迫自己从另一个方面去想这个故事。我想阿凡达重建了家园,他们变得强大,强大到人类无法企及。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人类。
我丢了只表。
周六我把它揣在口袋里去打球,以便及时看时间不致太晚回家。走之前我还把它拿出来看了看,五点三十一。天不太暗,我还是按了闪光,看那欲闪不闪的屏幕几乎已经成为了我的嗜好。然后我把它放回口袋。晚上就不见了。
它并非什么名表,但拉上了名牌的尾巴。它大概算是卡西欧仅有的几款低档电子表之一。它不能算是礼物,倒可以称得上是惩罚。在得到它之前,我曾拥有过一块墨绿色的名贵电子表,我天天把它挂在手上招摇过市,还时不时低头装作把玩它来让众人关注到它的存在。但两个星期后,在我还没把它的功能摸弄清楚的时候,它就消失了。
但我不能没有表。于是我哀求父母再给我一款,他们答应了。我当时就知道这次不会再有超过上次昂贵程度的表出现了,但当我看到父母笑着把卡西欧的盒子递给我时,还是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激动。然后我小心地打开盒子,就看见了那只我生平见过最丑的表。它细的像个女生的手链,却身着一种粗糙的蓝色,屏幕还不及它前任的一半大。但我还是把它收下了,丑归丑,毕竟还是只能走的表。
那一段时间,我把那只卡西欧的盒子摆在了桌头,把这只表埋在了笔盒深处,只有当我极其需要且时机恰当时,我才会偷偷地把它拿出来。那时我始终没有勇气把它戴在手上,今后也仍是这样。
我得到这表的时候是初二,还是一段很空的时光。我打算花一节晚自习研究它的功能,结果预铃声响过之后没多久就已经基本摸透了。它有一个正常的北京时间,还有一个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奇怪时区。它还可以做计时器。其它基本没什么了,它好像可以做闹钟,因为有一节上面显示了个5:00,但好像又不能变成其它时间。事实证明它也从来没在五点响过。它又好像不能调时间,那时我想幸亏不能调时间,有了个正当理由来过渡它,但它倒是走的挺稳,直到它失踪的时候,它和正常时间也没有相差到两分钟。还有就是它挺经摔,好多次我笔盒掉到地上我都以为它完了,它倒还老老实实,出乎我的意料。
初三的时候它随我去了一个新的环境。作为我的众随从之一,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时我做作业开始离不开它了,每次我自修之前都要列一长串的计划,上面详详细细地列着我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简直没有休息时间。然后我斗志满满地开始我的征程,当我做完第一个项目时便发现已经超时了二十分钟。这种时候是很无奈的,一种回天乏力的叹息,但并非项羽的豪壮。有些窝囊。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我乱按闪光键的嗜好的。我刚刚并没有介绍这个按钮,它在最显眼的位置,按下去的一瞬间往往很有质感,适合于泄愤。然而它发出来的却是还不及照亮我手指甲的灰暗光线,事实上是在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它可以刚好照亮此时的时间。我在课桌里做过这个实验。在我做作业做到绝望的时候,我往往喜欢不停地按这个闪光键,看屏幕像震动似的微微变色,脑子里不知道扯哪里去了。
中考算是我第一次带它经历大场面。那时我还是偷偷地把它捎了进去,当看到其它人还带了饮料我就放心了。那时我已经不惧把它放在桌面上了,对于它的丑陋感我已经没有多大的概念。不过我看到它长期呆在我笔盒的底部,与那些退役的铅笔水笔呆在一起,身上沾满了红一条黑一条的伤痕时,我还是有点伤心的。
后来它依然留了下来。我做英语阅读时要测速度,我就用它的测时器,时间总显得那么快,我还没念完一段它已经走了好一段了,我就把它暂停。做完以后再继续开始,没办法怎么这么快,只用了两分钟。
与此同时我还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能在这么有限的功能下发明这么多玩法,我也不容易。还是跟计时器有关,我刚按开始马上就按结束,看这个过程要用多长时间,最快的时候我曾经达到了0.11秒,发挥失常的时候就要接近0.30秒。我很专业的管它叫手速。
周六上午我还在测手速。我有两次逼平了最高纪录,但没有打破。我想总会有机会的,我想在寒假结束之前将手速的记录控制在0.10秒之内。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按了下闪光,它像是震动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我再把它放到抽屉深处,按下闪光,总算开始有点效果。
结果半天后它就不见了。我丢了我见过的最丑的一只表。晚上我习惯性地从笔盒里摸索它,翻了半天它却不见了。我猛然一惊,再摸摸口袋,还是没有。然后我想起了我的曾经,它与我在一起的岁岁年年。我竟有一种幻灭的悲怆。我又想到了杜鲁门的《蒂凡尼的早餐》,女主角赫利最后在迷乱的西班牙区丢弃了它的猫,几分钟以后却又后悔,回到原地后,发现它不见了。这个一生都浪荡不羁的年轻女孩,这时终于被触动了。
然后我站起来。匆忙地出了门。我沿原路寻找,每一步都是一个曾经。直到我再回到球场。门被锁住了。我回过头,身后是黑压压的一片。我想到今天打球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奇怪,他老是盯着我看。我想一定是他捡了我丢失的表。我巴望着明天再在这儿碰上他,他手上戴着我的表,我要理直气壮地对他说,这是我的!但我又想,这么丑的表,他一定没有胆量戴在手上。这真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一只表。
但是怎么啦。我竟要为它发疯了。它是我的曾经么。我的笔盒里只有它还算个旧时代老人了。只有它了。那些记忆,不管是伴随它的还是它伴随的,都要被尘封了么。
别傻了。毕竟它不是青春。
我仍然记得自己小时候的誓言。那时候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四处张望,周围熙熙攘攘,有的同学在围着教室疯狂追逐,有的则面对面谈笑风生。但没有我的位置。我那时发誓说我长大要写一篇关于孤独的文章。这个简单而脆弱的誓言,多半是建立在冲动和恐惧的基础之上。那时我并不懂得孤独的真正含义,我只是厌恶自己的处境,可怜誓言的背后,我只需要一个玩伴。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摆脱了这种处境。有人出现在我的旁边。他们是怎样出现在我的身旁我也不记得,也许我们就是遇见了。然后我就进入了另一段时光。三个人在路灯下缓慢行进,几乎是一样长的背影。人手一瓶酸奶,或许还要为两根吸管而争争抢抢。很多时候我都玩味这样的场景,我把自己想象成这并排的三个小痞子里的中间一个,旁边两个像是我的守卫。我知道自己几乎从来没有成为过中间那个,而常常我是其他人的守卫。但同时我也为自己配角的角色感到骄傲。没有当过观众,你是不会珍惜这种机会的。
在我告别了这个三人小舞台之后,我进入了仿佛崭新的生活,事实上这不过是曾经的翻版,我与许多人遇见,或许有些我们从前已经遇见,只是这次注意了对方。我努力去契合,享受着这种生活。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成为了焦点,一些才华和伎俩的运用,让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心--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那时我认为我是圆心,我以为世界是我的。当然我也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自我,比如争议的冲动。我愿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来写一篇文章,看到零星的评论我会很伤心,因为我更喜欢听天花乱坠的吹捧,享受膨胀的感觉。在生活中我也愿意妥协。我喜欢坐到人多的饭桌上,被人挤来挤去。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挖苦着某个不在场的人时,我也愿意献出自己的讽刺。我也感到过愧疚,但我更在乎被人拥护的快感。
然后突然,一切都灰飞烟灭。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学校,不再是焦点了。失宠的感觉总不是那么好受。作为一个外来者,我难以在我的角色之间做出平衡。很多时候唯一可以进行对话的人是我自己。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想起了我小时的誓言,也曾为此触动过。太长时间的遗忘反而增加了时光的亲切感。我四处张望,窗外车水马龙光怪陆离,没有人往这里送来哪怕一秒的眼神。
然而我却是在这时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只有我自己。至少得有个可以对话的人吧,于是我找到失落已久的自我。一定程度上它遗留了我的恐惧和胆怯,但我至少有了强烈的主观意识。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一起悼念曾经辉煌但却是死去的时光,对此时的国家大事评头论足,静观窗外的每个行人,每次路过的都是一段人生,我们从他步伐的节奏和面部神情猜测他的曾经,其乐无穷。
这种对话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随着我对环境的熟悉,我又重新投入进了身旁的熙熙攘攘。每一次的熟悉都是一次摧毁。对话又开始变得尤为稀少。很多时候我努力为自己制造出一种孤独的气氛,我在晚上一个人一桌吃饭,想在这里寻找到些什么,却总是无疾而终。我看到邻桌异样的眼神,就开始不自主地害怕。我还是害怕被忽视。我想也许我把孤独简单化了,我不懂它的真正含义。
但我知道我的坚持是对的。每当我看到别人,或是一个国家,都在努力为了融合而改造自己,我就会有一种庆幸。他们聚在一起,为了不让对方忽视自己的存在而去掩盖和抛弃自我,从而得到那么虚弱的兴奋,稍纵即逝。
也许我是注定要孤独的。
天冷了。冷到猴子也开始穿毛衣了。他曾经在刚刚开始转凉的时候神气活现地穿着短袖在学校里游荡,还在大声感叹“怎么这么热啊”。那还是他坐在我前面时候的事。现在他已经被调走了,老师怕他和他左边的霍金老是讲话,后来他在下课回到原来位子重温了一下,回过头来和我悄悄地说,其实我还是和你讲的最多。
新换到我前面的是台姐,她是台湾人,又大我们两岁,所以我就叫她台姐。台姐在五年级结束时来到上海,却不知道上海五年级就要考初中了,无奈地就“留级”了一年。她反复强调那一年她是如何地无聊,如何地天天睡觉,以暗示我们不要低估她的智商。在她换过来时我曾警惕地问她是蓝营还是绿营,她说她要是绿营也不会在这儿了。前夜晚上她还坐在遥不可及的前排,窗开着她嫌冷,就和猴子临时换了座位,老师一看正好,就不换回来了。
其实台姐原来的位置真的很好,她无数次地向老师建议,终于把她周围都布满了学习认真的乖孩子。在她把她前面最后一个空缺补齐之后,我曾经下定决心隔天就要和她换位子。位子当然没敢换,她倒跑我前面来了。这真是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在男生中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台姐定律,就是谁坐在她后面,定会考试低迷。果然我在她来的前三个礼拜中次次落马。当我终于破除魔咒之后,你们绝对难以想象我的兴奋程度。那时我回想峥嵘岁月,感慨万分。我曾一度想过换位子。我跟她说,我们班有没有女生比你高?她说当然有。我说那你最喜欢她们中间谁坐在你后面?她就不响了。我再跟她说,最后一排也有不少强人的,我指指我们的数学课代表,竟然被他看见了,他气的差点把他的光明牛奶喷出来。如今台姐定律终于被打破了,老师在这次周爽之后甚至还表扬了台姐。我悄悄地说这都归功于坐在我前面。
话是这么说,我们之间还是有摩擦,尤其是对气味的处理上。最后一排常常弥漫着一股异样的臭味,开学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化肥,后来感觉不对了,这化肥怎么一阵一阵的,而且天天往我们教室撒。台姐为了这个味道痛不欲生,就把矛头指向了我们,说都是你们这些男生天天不洗澡,搞得这里这么臭。我就代表男生出来说话。我问她你天天洗澡吗,她说当然啦,我就内疚地说,那不怪你,洗了澡都这个味道。
不过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211宿舍也弥漫着一股味道,我们一开始很恶毒地把责任都推卸到台姐身上,我们四个恰好都离她很近。但味道越来越浓,别的宿舍都以到我们宿舍来吸一口空气为勇敢。阿伟,我们现在都叫他伟哥,甚至还为此作诗一首。那天我们刚学了北岛的《生活》,内容就一个字,网。于是伟哥就写了一首《211的气味》,内容也是一个字,爽。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根源—那天晚上嘉嘉第一次洗了脚。第二天气味就烟消云散了。
但隔天就发生了惨剧。与气味毫不相关,恩,或许有点关系。那是早上,我正努力地擦出厕所上沿的污迹,一个减速运动,口袋里的手机由于惯性落进了厕所里,扑通一声,但我随即发现哪个不识相的上了厕所没冲。之后就开不了机了。再后来我拿去修时他们问我手机是怎么坏的,我说掉水里了。他们问是什么水,我说普通的自来水啊。他们便若有所思,奇怪,那怎么腐蚀得这么快。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台姐时她简直笑翻了。她每次笑都像嚎一样,引来了周围人的极大不满,不远处的学习委员一本正经地转过头来说,你要是再笑试试看。别看他说的这么厉害,他就是这个性格。以前老师说班长太忙了,让学习委员来做代理班长。一下课,他就坐在位子上,冷冷地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他在交友方面也非常严格,开学那会,不满前十的跟他讲话非常吃力。我们学习委员属于那种理科非常好,文科比较非常一般的。一般逢英语早读就睡觉,就连他贴在教室门上的纸条“凡进入教室的人请自觉保持安静”,路过的同学都会交流意见,恩,应该换个人写字。
到了星期五我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面对一黑板的作业,我本能地想掏出手机拍摄,前面黑板绝佳的拍摄位置眼看就要被占领了。这时我才突然反应过来,我想起了那起惨剧。我想起我心爱的手机在水底冒泡的样子。我郁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猴子也在那儿一蹶不振。他月考比较不幸,此时正不停地念叨着,我要留级了,我要留级了……并陷入了深深的狂想中,他想到十几年后他或许还留在高一五班,那时我儿子和他一届。我帮他支招,我说十几年后家长会上,我儿子跑来对我说,那是我死党猴子,我立刻斥责他了一句,你干什么呢,没大没小的。我还想到了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场景,再留了几十年 ,猴子可以摸着一个女孩的脸,深情地对她说,你和你奶奶长得一模一样……
猴子不禁哆嗦了一下,这非常少见。我想他终于冷了。
我曾差一点到了朝鲜。是去长白山,那一次我幸运地看到了天池,并且看到了水那头的人。他们整齐地排列在岸边的围栏旁,一动不动,虔诚地望着水中央。后来我知道那边就是朝鲜了,我也该庆幸我没有妄想涉足,我还清晰地记得韩国女学生清晨不慎踏出国境被朝鲜卫兵一枪毙命的惨剧。
但我并未对朝鲜显示出什么过分的热情或兴趣,正如其它所有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不过是太平洋某个半岛上的一个遥远国度,完全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但朝鲜,它渴望成为风云变幻的一部分。而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想被引起注意,如果没有能力制造奇迹,就只能制造恐怖。
核当然应该成为一部分,但它不过是一种手段。我所关心的是它对于权力的垄断,对于意识形态的清洗。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陌生而可怕的。这完全是一段被割裂的时代。在这里我们仿佛重新回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令人窒息的极权岁月。学者们在柏林墙倒下的念头曾经兴奋地宣称:“历史终结了。”然而真的终结了吗。
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极权统治。它不同于塔利班,以纯粹的暴力为唯一的统治手段。它具有一个强大的宣传与洗脑机构,以煽动民族情绪,形成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它不允许任何有丝毫反对力量的机构或思潮出现,所有的一切必须是统一和向心的。遏制这种情绪的出现,没有暴力当然是不行的。但在宣传机构的巨大话筒下,暴力是合法的,在必要时刻,它甚至充满了正义性。正如一场违背逻辑的强行货币改革,共产主义被奉行成了不满者的枪决。可即便局势开始动荡,在朝鲜从上到下的媒体中,仍是一片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气氛,没有忧虑没有后顾,一切都朝着无比美好的未来行进,各项指标一定是超额完成。这似乎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而朝鲜民众,这群被称为贫穷,愚昧,盲从的可怜人们,又是怎样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统治下仍旧保持不减忠诚的呢。从历史来看,朝鲜半岛长期属于分裂和被侵略被殖民的地位,民众渴望一个可靠的和平的政权,而如今的政权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假象。其次,经过数十年的洗脑工作和造神运动,朝鲜民众已经形成了对统治者狂热的崇拜,他们愿意为领袖承受更大的苦难,他们坚信伟大的领袖终会带领他们走向辉煌,并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实片,讲述几所朝鲜学校里的女孩怎样休掉半年的课为了一场金正日可能出席的演出排练,她们每天下午在烈日下的广场上进行体操运动员式的训练,每一个人却都无怨无悔。最终金正日并没有出席演出。我看着电视中女孩们整齐划一的方阵队列不免有些伤感。然后我想起了每一次朝鲜的游行或是阅兵演出,方阵总是世界一流的水平,仿佛在宣称祖国的强大和团结。但没有人会愚蠢地相信。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再次成为了昙花一现,毫无必要的陪葬。这又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但光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愚忠目的,必须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1984》为我们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模板。在那个被乔治·奥威尔空想出的恐怖社会里,所有的一切都被“思想警察”监视着,有一丝怀疑和反对的眼神就会被送走进行思想清洗。正是在这样一个所有自由所有欲望都被压榨的社会里,人们释放压抑情绪的唯一途径就成为了激发自己的民族情绪以及对敌对方的仇恨。愚忠的目的就被实现了,社会拥有了一个稳定统一的秩序,政权也变的史无前例的稳定。朝鲜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监视水平,但也已经朝这个方向不懈努力。作为被劳动党控制的中央机关报,从来都在不断地宣扬朝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欧美人民的生不如死,“战无不胜的钢铁元帅、无限英明的指导者、伟大的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会如何去拯救他们。从来未曾暴露已经千疮百孔的自身。所有信息来源都被切断了。整个国家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假象之下,人民永远不知道那些他们所憎恨的,被报纸上称作是衣食无依的“帝国主义者”,正在自家的电视机前轻佻地取笑他们。这个国家如此可悲,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谎言构成,所有人都是乌托邦病患者。统治阶层做出的所有决定总显得幼稚而可笑,人民却总是忠诚地信奉。整个国家都没有理智可言。眼睛和大脑成为了毫无必要的配饰,他们只需要一张笑脸来迎接无限美好却从未到来的明天。
至此,我完成了对朝鲜极权形成的初步认知与分析。我努力不加上自身的感情色彩,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来勾勒这个可怜的国家。但我还是忍不住。我一次次在屏幕前迟疑,到底要不要再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定义和描写。人民是无辜的。他们不该成为政治的利用品。他们是如此的渴望和平,不到被逼上梁山不会发出一声抱怨。即使他们一再被唆使展开战争,做好了准备视死如归。
我不禁想到自己的国家。曾经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多么无知和愚昧的时代。那也是一段权力失衡的年代,并且与如今的朝鲜惊人地类似。如今我们似乎走出了那段岁月。但如果你足够仔细,你会发现还有太多当时影子的残留,他们悄然无声,仿佛已经融入了我们新的意识形态。
路还很长。不管是对于朝鲜,还是我们。《1984》虽然以悲剧收场,但还是给了我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暗示:希望在无产者中间。这当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力量。希望总是有的,只要你想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