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们说，她是世上最初的女诗人。他们说她住在勒斯波思岛上，成天吟诗与弹琴。她叫萨福。

 

  你能想象她飘逸的长发。她蹲在礁石上洗头的样子。海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在落下的一刹那凝为琥珀。她挽着竖琴坐在海边，吟诗弹琴，直到太阳都落了，只剩月光。

 

  她的才华是断续的。她是谜。没人知道她的一切。从她残存的芦纸文本里，人们推断出她有很多的女友——到了20世纪，她成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可有人说，最后让她绝望而从海边的悬崖上纵身一跃的，是一个叫法翁的渔夫。有人说她还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也有人说她只是朵才华横溢的交际花。但没人能证明。所有的猜测和想象都来源于那断续的芦纸。她早就无影无踪。

 

  他们说，她生前从不吝啬热情。她有着无数的朋友，让她嫉妒和疯狂。但在那天，也许是在最后一个日出的早上，她挽着竖琴，手颤抖着，她发现自己再也弹不出曲子了。那时的眼泪比琥珀还要明亮。她念着，又也许是唱：

 

  “ 我虽生犹死，至少在我看来——

死亡正在步步紧逼

 

但我必须忍受

因为

既然贫无所有”

 

（二）

  世界并不属于萨福，而属于荷马和柏拉图。

 

  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荷马被局限于诗歌的祖先，柏拉图被妖魔为乌托邦。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国，都崇拜英雄，纪律，修养。荷马不过把它寄予诗歌，柏拉图不过寄予理想。后人不断地否定这种起源，因为它听上去并不美好，况且，否定本身并不是件难事。

 

  总之这个世界里并不容许萨福藏身。她主张情绪的放纵，从而与前者相悖。她被逼到了勒斯波思岛上，这块岛屿很快地沉没。她成了谜。

 

  在之后的几百年里，萨福多半属于口耳相传的传说。喜剧作家米南德写了一部叫《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的剧作，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重现萨福。没人知道是真是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视为萨福的亲笔信。在这几百年里，罗马迅速地征服了欧洲，狂欢的色彩已经褪去，“英雄，纪律，修养”被强化了。贺拉斯写的“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多半成了怀旧念想和自我安慰。罗马选择性地继承了希腊的斯多葛哲学，其余的则弃之荒野。

 

  与此同时，理性至上的运动也正悄无声息地开始。法律，军队，它们的成熟如火如荼。西塞罗代表了法律至高的主张：“真正的法是与自然契合的正确理性，投映在一切人身上……对于真正的法，其神圣性不可能被贬损，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对永恒的法的违法即对人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违背，因此，谁若违背了它，哪怕他逃避了对他的行为作出的其他相应惩罚，也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这里的自然法与其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不如是为了证明“人人都是不自由的”，秩序才是王道。

 

  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篡》为罗马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乌尔比安的解释中说：“君主所喜之事具有法律的效力”，自然法虚幻的外表终于被实体化。君主成为了意志和理性的主体。此时的罗马已经高度的成熟，并且走向衰老。柏拉图的理想得以实现了，并且它绵延不息。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学说汇篡》再次在欧洲复兴，成为了后世一切民法的根源。

 

  理性成为了主导世界的元素。然而人类的理性总有高下之分，因此我们的利维坦挺身而出。多可笑的事，无论利维坦里包装的是君主还是政府，在自称为所谓的智慧结晶时，多数人的理性总是受到奴役。可人们还是扛着自由的大旗一路向前，推倒地基，重蹈覆辙。

 

  画出《马拉之死》的雅各—路易·大卫在1809年画了《萨福与法翁》。他曾那么的热衷于政治运动。你可以想象他在马拉死时的愤怒，愤怒借以理性之名在画布上参差。他面前的马拉脸色惨白，那时谁也不知道马拉的死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罗伯斯庇尔长舒一口气。但1809年的《萨福与法翁》却全然没有这种色彩。萨福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激情澎湃毫无踪影。法翁与爱神厄洛斯面无表情。

 

  你不懂大卫是幡然醒悟，还是愈加疯狂。

 

（三）

  为什么野蛮的日耳曼人推衍出了平等的社会契约，而文明的罗马人却沉浸在自己的弥赛亚里。为什么建立于绝对理性的社会主义实验在苏联轰轰烈烈地失败，而落后和可悲的经验主义却芬芳茂盛。

 

尼古拉斯·卢曼1972年出版的《法律社会学》中提出了“抽象的法律功能分析，聚焦于“预期”和预期得以普遍化的演化过程”。他说：“我们的预期分为两种，即认知的和规范的；前者涉及假设的真实世界的特征，后者涉及人的行为。两者都易于转化为“失望”。但是如果认知预期是令人失望的，比如，如果地球根本不像我们曾设想的那样是平的，那么我们通过改变预期来应对这一“失望”，换句话说，通过掌握更多知识。但是，规范预期的失望并不导致我们对它的放弃。事实上，我们必须向它妥协（verarbeiten）；社会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处理这类失望提供便利。其主要作用的是行为预期的“普遍化”，就其社会维度而言，是以制度化为表征。一旦预期被制度化了（即体现为法律），预期就不再仰赖个人甚或积极的群体同意，这就解释了在最初支持它的共识消失很久之后，为什么一项制度化的预期或法律有时还能继续存在。”

 

这是否可以说，个人理性服从于终极理性，即体现为制度，而基于个人行为预期的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又被归结到更高层次（通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意志，即他的认知预期。上文说，他可以通过改变预期来应对失望。那么，如果人类假设的真实世界的特征本身就漏洞百出呢？

 

如果我们靠雪橇带动车辆，骑着鸵鸟飞上天空；如果瓦特发明了电灯，爱迪生喝着闷酒；如果人类用眼睛感知音乐，凭鼻子感知文字。人们当然会说这是异想天开。因为表象的错误总能被一语中的，而超越理性的范畴，我们还是缄默为好。

 

（四）

  萨福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她多半是个传说。还有人说，她是“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但她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在跨越了二十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是作为情绪解放的图腾。那么所谓的情绪解放，到底解放了什么？

 

  它什么也没有解放，它存在的目的，仅仅为了反抗理性。

 

  于是你发现，这里是一个莫比乌斯带，我们从远古走到未来，在似曾相识的路标前停下。经过了26个世纪，我们又层层步入萨福的时代。

 

（五）

  如果她吟唱的诗，并非是为了儿女情长。如果芦纸文本上的断片，本来就是她填上的留白。

 

  她为什么贫无所有？她是否渴望理性的光辉。她为什么要忍受？她是否受够了自由的煎熬。

 

  她是谜。

 

  你只能想象，她弹着竖琴的样子。岛屿很快就要沉没，天空像卷轴一样被撕破了。她活在传说里，也许一直只是作为象征一样的存在。

 

  你能想象她滴落的眼泪像琥珀一样。你能想象她身旁簇拥的朋友们，在她吟诗的一刹那全都消失不见。你能想象勒斯波思岛，小得只容一人席坐的勒斯波思岛，孤单地伫立在汪洋之上。

 

  然而她是谜。

 

 

 

 

 

 

  各位亲朋好友，首先祝贺大家寒假结束了。由于已经不再焦虑了，所以我的水平又恢复了正常。一些朋友劝我，说不要回应这些无聊的质疑和抹黑，我说不行。因为我是一个对学生手册的遵守有着近乎洁癖的人。我们学校的周爽，很多人都会违规提前开始刷精编，我坚持连续两个学年不做辅导书，导致我每次周爽填空题的速度都很吃亏。但我仍然坚持不做辅导书，并继续吃亏。所以，当有人说我的《零距离》不是自己做的时候，我必须反击。我知道这么多年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这次他们会借着“质疑有理”和几乎每一个作业者都会遇到的无法自证的尴尬，用力起哄，奋发传播。我可以不予理会，但我不希望一路相信我的同学在食堂里遭人嘲笑，也不愿意我的重孙以后被人问起说他曾祖父的作业是不是自己做的。他的曾祖父可以做语文卷子做得很低，做周爽很缓慢，写作业全是叉，但必须是有诚信的。这次正好圆舟子老师也加入了进来，我正好一起做个总结回应，因为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理会一些无聊之人的问题，而是我开始觉得好玩了，而且我也可以给大家讲好多的故事。

  圆舟子先生说，我撕下了《零距离》一到三十课的纸页，并质疑我为什么一边写答案一边撕下纸页。

  事实上我不止撕下了这些纸页。今天我撕下一到三十课之前，发现这些纸张很难撕，于是就把封面一并撕了下来。我保留了一些封面的痕迹在书上，因为我没撕好。我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整理一下《零距离》，因为今天我刚刚开始做《零距离》，写下了很多类似幼儿园水平的答案，回头看非常的幼稚。我想一个学生是拥有撕下他自己作业纸的权力的，尤其是在他还会粘回去的情况下。况且那是寒假结束之前的事情。圆舟子先生用了“一边…一边…”这个句式，诱导读者以为我好像在报名那天撕下了自己的作业，要么不够严谨，要么别有用心！

  圆舟子先生说，我有一篇古文在老师批改之前就用红笔改好了。这个有问题。

  的确。怪我太聪明了。在经历了罚抄一战以后，我已经大致知道了改作业的路数和对手的套路，所以开始幼稚的追求提前批改。也就是说，设想好老师会怎么批改，并事先把作业批好，偷偷塞给课代表，等老师批改作业的一瞬间，我就亮出自己的批改成品，让老师和隔壁桌的老师惊为天人。一想到我即将要被同学们夸为一丝不苟，我睡觉都在为自己的勤奋而偷笑，并一直等待时机。《零距离》不幸变成了我的第一个试验对象（在此要向《零距离》的编辑道歉，因为我后来看到了它上面不少简单的古文，觉得这有些没有必要）。我批了自己的古文很久，以追求瞬间刺激老师的效果，都不见老师的动静。老师批作业的时候，我正在十一班睡觉，当时的情况不如现在，不能立刻冲到老师办公室给他倒水，人想要显掰的时候总是刻不容缓的，为了追求效果，我马上醒过来求课代表去办公室倒水，告诉了他我卷子是第几张，并让他帮我在水里放点辣椒抓住时机迅速端上。但是天算不如人算，由于当时的沟通有失误，他居然以为我是要他用辣椒水去换我的作业。这个BUG很多有求于课代表的同学都知道。于是便导致了老师还没批到我的作业，作业就已经被课代表抽走了。这个乌龙在当时直接被同学嘲笑为我和课代表联手蒙人，手法拙劣，连目的都不一致就上来丢人现眼了。课代表躺着中枪，我深感抱歉。

  
  至今还有不少课代表关心着我，因为我天生羞涩，对他们的请求也多。这个是我的性格，如果圆舟子和水稻不懂得什么叫性格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特点来判断我的《零距离》是不是我做的。当然，你要是嘴硬说这是团队故意留的暗号，那我也没办法，这世界上，什么器官硬都不如嘴硬。随着作业的越来越多，我觉得应该尽量变得开朗自信一点。我的同学，一起打球的朋友，我的几位关系紧密的课代表都知道我天生羞涩。如果这也算“团队”，那么这就是“团队”。在这里介绍两位朋友来证明自己。首先是语文课代表@JURY，然后是认识我超过两年的同学@邹昊晟。他们都知道我性格羞涩，帮我去办公室说了不少请愿。2009到2010，那个时候我刚进上中，所以作业几乎不订正。2010年以后开始订正作业，希望每一天都把作业订正好，最近更是连球也不摸了。我想作为一个勤奋的学生，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吧。

  圆舟子先生说，我在《零距离》中使用了六种字体@#￥%⋯⋯￥⋯⋯&，我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是的，做《零距离》时的我很幼稚，当时我崇拜王羲之，虞世南和徐海天。我从小喜欢练字，小学的时候我的字体已经超过了五百种。当然都是一些孙中伦和徐海天的简单字，我几乎每两个晚上都要练掉两种字体。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地练各种字。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临摹《兰亭序》《洛神赋》甚至德文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俄文的《古拉格群岛》。我的同学都有些不解。幸好，我没有成为书呆子，因为我一直在睡觉。其实这些书法我写的也是半瓶子醋，而且我当时也经常指责同学练字太少，写起来没有美感，就像现在很多专家指责我字太丑一样。所以现在的我能深刻体会到同学们肯定觉得那时候的我特别讨厌，特别傻逼。正如同施阮老师所说，才练了几帖字的人通常是最喜欢叫嚷和笑话别人练字少的，而真的练了很多字，便能会学会谦卑和宽容。为了显示自己练字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字体，用在平时作业里和这次的寒假作业《零距离》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字体丰富，其实我只是练多少字写多少字而已。少年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个人说他不是“神”而是“竖子”，这样自然显得有内涵。《政治黄皮书》也是这样一本作业本。在2012年的寒假最后一天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本很装逼的作业，《零距离》是一本更装逼的作业。自从那以后，我做作业几乎没有再超过两种字体，临摹的字帖也开始从名家转移到JURY和中伦的字。所以当我看见一些六十岁的专家用各种我十六岁的时候就临摹过的字帖（尽管现在几乎全忘记了）来砸我的时候，我常常暗笑这太幼稚了。人总是这么成长的。不过在此我还是要告诉读者，不练字是不可能写出好字来的，适当和恰当的练字对于人生有着巨大的帮助，那些号称自己不练字的好同学，你不要去相信他，这就像作家喜欢说自己其实从来不代笔一样。但那些动不动说你练字少的人，你更应该暗暗地笑话他，因为好同学从来不笑话那些待提高的同学水平差，只有那些刚刚合格的人才会这样做。

  圆舟子先生说，《零距离》的每课答案的页数我在检讨中说不知道，反而我其它五个朋友分别记得。

 《零距离》的答案全称《语文古诗文巩固练习与仿真测试——解题思路与方法实践》——编号为HI033。一到三十课的答案共有21页。每一篇都附有参考译文，要求巨额字数的题目往往只写一个解题思路。诸位觉得装逼么，于是我在之后的检讨中便不好意思再回答。而那次检讨，我完全是不想搭理一帮笨蛋，就像我这次打心底不想搭理另一帮笨蛋一样。至于我五个朋友，他们为我骄傲，他们也不会察觉到我的心态变化，自然记得。我是1994年7月15日出生，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这一天出生的，完全的两代人，虽然我的朋友们写的一手好字，如果一个不是1994年7月15日出生的人能假装一个是1994年7月15日出生的人做作业，并获得如此高的答案正确率，稍有常识就知道这不可能。我的《零距离》是我朋友帮抄的，或者有团队代抄的，稍微抄过几次作业的人就知道这在操作上的可能性是零。我能理解很多工作团队合作效率和质量更高，但抄作业这事情只能一个人来，团队只可能降低抄写效率，而且不可能不暴露。我十多年来作业的一贯品质和特点，包括我渐渐的一些改变，我的老师最了然于心。坚持认为我有枪手的，要么不懂得什么叫做作业，要么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抄作业，或者就是起哄和落井下石。
《零距离》这本书在誊写过程中，坐在我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中发白的五位朋友都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几乎是誊一页给要好的朋友们传看一页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那位，他是从第一页看着我写到最后一页的。

  至于圆舟子先生，我还特地打过电话给老骡，问，圆舟子是不是有一个团队，或者根本就是别人替他干的很多事，要不然他哪来的精力去考证各种学科各种门类的事情。老骡是这么回答我的：圆舟子这个人，虽然很轴，但应该的确是只有一个人，他坐在电脑前，就能检索出很多论文和资料，然后一个人整理个一天，他干的和检察有关的事情基本还是靠谱的。但是其实我完全也有理由来胡乱地质疑圆舟子你有团队，因为你的跨度太广，工作量太大，数据来源太广，反应太快，甚至超过了我们抄作业的速度，不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可以独自干出来的事。我相信就算没有一半人相信，至少也能说服不少人吧——方舟子团队，一帮聘来的助手负责学字体和抄作业，圆舟子出面递交，以圆舟子的成绩来博得老师信任。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不能这样的诋毁人的，因为这样的行为永远有人效仿，谣言总是比较拉风的，辟谣总是徒劳无力的。圆舟子先生，你为了查资料进行科普和打假，你电脑前一坐就可能到凌晨三四点，但我要是一口咬定你有个利益团队，并假装说好像听圈子里的朋友说过，又说好似曾经和你辞退过的枪手吃过一次饭，那你这辈子都说不清楚，请问孤独坐在电脑前的你，你为了你的事业35岁就不开赛车了，我给你这么来几句，你他妈的会不会胸闷。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做作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作为半个同行，你推己及人，我他妈的无数次一个一个字抄到凌晨，抄了十年，我他妈就不胸闷吗。

  至于水稻先生，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质疑，我相信不光没有人可以拿走摸底考不考加一次周爽不考，恐怕你会多加几次期中考试。到时候你所被罚的期中考试我会亲自来批，用你的红笔来打叉。你所谓的逻辑推理除了没有逻辑可言，而且所谓的证据自己也动了很多手脚，甚至还不惜修改我寒假里抄作业的时间，我明明不是最后一天抄的。你说我的朋友们手里有《零距离》的答案，所以得出了他们必然翻过，并必然联系了我，我必然叫他们帮我一起抄，我的朋友们帮我把《零距离》抄完了这个结论。有《零距离》答案就必然翻过吗，我的朋友是看着我翻开的。我的朋友们许久不联系几乎毫无预兆就被我请到家里来。你侮辱了不光光我一个人的学生守则。

  不是每个人都靠阴谋和关系做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精力不济扛不到一点钟的。我抄到两点不照样抄下去。你以前也开赛车，按照阴谋论，你应该是收了舒马赫不少钱来诋毁我的名誉吧。如果你上法庭告我，就是为了不让我拆穿你你也抄过作业……不，我不会这么说的，也不会这样质疑你的，虽然这有一定的可能性。

  在此，我整理了一些资料，读者朋友们看完以后应该可以自己判断了。所谓用数据和事实来质疑的水稻先生，捏造了大量的事实，篡改了大量的数据。居然还能蛊惑到不少女生。

  1.撕下的纸页是可以重新粘起来的，科学上可行。

  2.一个人可以有六种字体，虽然实施起来很难。

  3.一个人可以自己上网查询资料进行寒假作业的批改。

  4.我的同学和朋友们能够证明我一直在练字。

  5.买到一本《零距离》答案对于我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要买答案，我要从浦东坐九号线到港汇五楼的新华书店，在层层叠叠的教辅书中找到《零距离》，但唯一的那本文言文答案是夹在政治《零距离》里的，所以我不可能买到。

  大家看完以上五条证据之后，就可以知道水稻是怎样的用心了。

  最后，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感到愉悦的是，在这个快速抄书的年代，那些嫉妒我并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答案的人，却要一字一字阅读我的作业，一天一天研究我的行为，一行一行比对我和答案。一想到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我，我的生活里就充满了欣慰。

李老师：
  狂欢夜之后阴差阳错，总是在手里没电脑的时候想着要回你邮件，有了电脑就得意忘形了。今天我突然想起，把它刻在了电脑旁的餐巾纸上，才终于了却这桩心愿。
  首先先汇报一下我近期的情况吧！目前仍然是0所大学愿意录取我，不过据说好结果都后来出的，我也就只好这么想。不过出国的事情却基本上全部搞定了。
  承蒙你高二告诉我，高三八不是可以学到东西，就是玩掉一整年。现在这话真准，出国党里很多人就是成天玩玩电脑看看电视剧，也托你这句话我有点自制力。然后我到现在竟然发现学习原来是件这么快乐的事情。我现在在家里有充分的自由，根据自己的兴趣（我喜欢和现实生活极其相关的学科，文学是个例外），我制定的计划是要求自己一个星期看一本有价值的书（大部分是政治理论或者时评，也有很好的小说），两个星期看一本法律的基本书籍（今天在地铁上刚读完《法理学》，是国内的教材，的确很差），两个星期看一本经济的书籍（但《经原》却已经卡了不少时间了）。每天下午上一下午的德语课（因为课程基础，反而成了一天里最闲的时间==）。一开始觉得日子很紧凑，到现在却觉得还是可以有很多时间来玩，比高考党多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自学（其实是随便翻翻）真的很快乐。不得不说，高一高二的时候，学习总是一件对自己的使命，而使命总是很沉重的。
  所以我觉得，倘若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班级里有一个极浓厚的读书氛围，或者定期（最好是经常）有一个正式的交流平台，那高中真是更美妙了。我们的教育总是倾向于使人折衷（好听点叫辩证），使人平庸。这不可否认的，即使在上中这么好的一个学校里。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但我最近在研读《法理学》和《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就强烈地感觉到：虽说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国内教材的法理学充斥着大而化之的概念，不停地细分，没个完，而且每条都让你觉得有理，可实证和例子却少之又少，而其中产生的推衍（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却几乎不见踪影。反观曼昆的《经原》，都是用很小的例子引出不多的结论，虽说读来觉得幼稚（中国学生都这么想吧），但充满思维的乐趣。所以，也许我们是被太多的定义和概念（我觉得可以统称为“形式”）而剥夺了质疑的精神？所以所谓的折衷，其实是懒于思考的表现，遇到问题，两边平衡一下就完事了，毫无自己的观点可言。我觉得我们正年轻，年轻就是要尖锐，就是要果断。我的棱角被磨得很平，之前我还以此为傲，觉得是“冷静”。现在我正努力把它磨尖一些。如果这么早就老态龙钟，对我的大好时光是不公的。
  老师你现在带的是科技班，班级里的人一定都才华横溢（科学上见解独到更难能可贵啊）。我觉得，为了使他们的才华得到更大施展的舞台，并不一定就要借助什么科技创新大赛的形式激励，拿班会做一个讨论会，就很好嘛！讨论些琐碎的大事，比如最近的方舟子和韩寒（我的观点是挺坚定的，我觉得是要给人怀疑的权力的），再比如今天新闻上说叙利亚政府军的反击，都可以作为材料嘛。在上中还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我们总把眼光局限在自我身上，其实世界很大的。
  我还有一个设想，希望下个学期在高三八也能实现：就是在班级里设置一个读书角，把自己看过的好书放在读书角里，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一开始这一定是良莠不齐的，因为大家的见识，素养毕竟也是有差异。但过一段时间，整个班级的氛围就会不一样的。但这有两个弊端：一，最显然的，好书在高中里一般不被列为可以正经阅读的书籍（所以老师你知道我为了能读读书花了多少时间提高自己的警惕吗）二，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智力上的分享，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有些不情愿的（好书要花多大劲才买到啊，你们说看就看啊）。
  言归正传。上次你问我的问题似乎是关于班级的自主管理方面，这个我也不在行，虽说我总嚷嚷着民主什么的鬼话，但从小到大我总自命清高不愿打扫班级这小屋。我现在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大部分班级总喜欢搞一些精英小群体的讨论，把一群有志之士或者班队委召集到一起讨论班级的出路，其实我最反对这样。这是不是在宣告：你们剩下的人太烂了，还要我们牛逼的人操心。我认为，自主管理的前提就是全体参与，什么事情都要像投票一样庄重（我可不是指村委会的鼓掌通过）。只有切身参与了，并且觉得自己决策的被采纳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个牛逼的人哪怕班长，这样的管理才是成功的，积极性才会高。所谓的自主管理，不久图个积极性嘛，上中全是好学生，还怕有人捣乱？
  老师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我很珍惜这样邮件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和老师交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提供给我思考的机会，也从中了解老师，听取老师对我的建议。所幸我们之间也无什么障碍了，我并不害怕自己牵扯进直接的利害关系里，这样才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嘛。另外，请原谅，我会把这篇本应该是私密的邮件发在博客上，因为爸妈已经催我很久了。一箭双雕的事情，我最爱做了。以后不会了。
  保持联系！

我曾觉得他或许值得认可，即使浑身痞气。我曾觉得他至少代表了社会的公知和责任，即使实际上，他也没比那群吃大锅饭的好掉多少。我曾觉得质疑的萌芽也许可以始之于他，我知道我大错特错。对于韩寒，如今他的风度和涵养，不仅将他一路拉下神坛，也不仅证明他远配不上所谓公知领袖的称号，更让我明确地认识到，他不值得我的尊敬。

可惜他受到了尊敬，在“韩三篇”横空出世之后。韩粉和“主流”知识界叫好连连，那众星捧月的声势简直把他视作划时代的改革者，中国的哈维尔。但仔细观摩则不难发现，里面仍然充斥着大而化之的陈词滥调。我承认（若非代笔的话），韩寒在这三篇文章中的确有了个飞跃，至少是讲条件了，而不是一如既往地摆烂摊。然而这些话谁不会说？作为一个“有极高影响力的公知”，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约（但如果他把两三年以后在作协门口望风也算上的话）。

在斗牛场上许愿，除了你的女性观众们眼泪汪汪，谁会搭理你？

哈维尔和另外二百四十一位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七年一月签署了《七七宪章》，之后的十二年，他们一直都坚持着，而这里的三篇文章哪能相提并论！在此我并非指责韩寒，而是这群把韩三篇炒翻天的人们，难道你们对自由的渴望仅仅是泄愤而已？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投机，七七宪章始于年初，而韩三篇则在年末呼之欲出，并且哈维尔和高华也于不久之前相继离世。时间上怎么会这么巧？我对这样的怀疑十分认同。这不是很好的棋么？不越过政治雷池半步，可万一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上领袖的宝座，搞不好还撞到什么青史留名的角色，一举两得的事谁不乐意？在此我强调，我只是怀疑而已。麦田说，这是对哈维尔的侮辱。在某种程度上，我会说，一点没错。

麦田还说：社会是需要反对者的。他的确这么对付了韩寒，他质疑，即使并非正确。然而韩寒是如何对付这位反对者的？他谩骂，用最下三滥，肮脏，无知，恶毒的语言去攻击麦田和他的家人，还附上拙劣的掩饰。居然还有一群愚蠢之人大呼犀利，请问你们是在羞辱犀利这个词么？麦田说的都是一个质疑者该说的话，并未有人身攻击，而韩寒却用这么可耻的手段去回击，让我从内心里鄙视他。有人说韩寒真的急了，若非戳到要害不会如此狗急跳墙。我今天不讨论他到底有没有代笔的问题（答案难道还不明显么？），就单从个人修养来说，你是以这种姿态去面对质疑的吗？人们奉你为英雄，你却在血泊里吐痰？

我肯定韩寒的才华，作为一个不读书的知识人（据说书全在高中读光了），他能引发庸众的一点点独立精神，我们应该感谢他。他读来顺口，绝无智力阻碍的俏皮话，时常成为人们口中调侃的妙语。然而正是这种毫无阻碍的杂文，恰恰证明我们无法赋予他更大责任，而近来他的表现更加证明，他配不上他现在的地位。我说过，我并非断言韩寒不优秀，只是他的责任本应该由更优秀更有教养的人来担当。他是一个很好的赛车手（至少已经拥有足够的狂妄了），但在文化方面，只能算作八零后的一个庸才。反观另一位八零后蒋方舟，我认为她正逐渐迈向一位成熟的公知，在此我收回我曾经对她的断言，向她道歉（对于我放在一起下断言的孙宇晨，我仍持鄙夷态度不变）。所以二者相较，所谓的天才在知识面前到底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必须强调我本段的前提：假如韩寒是真的话。

然而我更感到气愤的是，韩粉，主流众星，整个社会对于反对者的态度。当我看到微博上，论坛上，对韩寒清一色的无条件抱团，对麦田如潮的侮辱和谩骂，我很失望，在集体性的狂热和无知面前，个体除了坚守还能做什么呢？韩寒发话悬赏20000000元来找出代笔证据，唯恐我们这群笨蛋数得过来。更有甚者扬言追加两千万。我想请问诸位：你们想用金钱来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出得起而我们大家穷得慌？在你们一掷千金的得意洋洋里，是否也已经下意识地把自己归为庸众一类？而你们是否也曾自我反省：在你们成天嘲讽，从不严肃论事的文章里，多少人找到了所谓的精神归属感，多少人唯唯诺诺地投奔犬儒，多少人跟着帖子狮子般的狂怒，却尾随现实默不吭声？你们反省过吗！

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个车手，写作并非我的主业。假使你这么说了，我会恭候你回去当一个优秀的车手，我打赌你能创造历史。但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主流舆论的导向，你不合格。江山代有人才出，才子不缺你一个。一个韩寒走了，更多的人会证明自己，他们满腹经书，脾气或许也没那么容易点着。我希望那时他们的睿智不逊于今日的韩寒，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宽容异见的度量。那时不会有苏格拉底走向囚牢，那时不会有卡斯特利奥郁郁而终。一个不宽容反对者的反对者，是没有资格成为反对者的。

  而社会是需要有反对者的。

末日年初的这几天本来应该是我最空的几天，关于为什么半个字没码，我给自己找出了如下的客观理由：家里的路由器不给力。可是路由器不给力完全可以在座机上插网线等等，但座机的键盘不合我口味。总之，我是不会承认我懒惰了的。

  这些天之所以空下来，是因为我的美国大学申请季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在一月一号凌晨四点，我总算是提交了我最后一份申请材料。最后检查的时候我抱着“绝不能让我看到还有什么不妥”的心态，于是整个检查过程非常顺利。我也安心地睡觉了。

  想到自己熬到了凌晨四点，也怪没出息的。像我这样的一类人被称为压线党，总可以在deadline截止的一霎那收工，像是安排好的礼炮。不过当我看着网页上象征着完成的小绿点时，心中是多么高兴啊。这些小绿点，没有中介帮我包办，都是我自己填上去的。当然，有好多人在申请过程中帮助我，这些人，我都是以后要一一感谢的。

  新年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盘算这段大好时光应该干些什么。很可惜，我在决定的时候非常犹豫，直到第四天，我才狠下心来做出了个计划。之余的时光，都在强烈的犹豫和罪恶感里与电影和电脑相拥而泣。而这第四天的计划，有前面三天的罪恶感做酝酿，显得非常宏大，关于内容是什么，我还不能告诉大家。万一第一个月就没达到，这很丢人的。

   不过现在有那么多的自由时间可以用来逛书店，看书，写作和思考，在这一段人生中，还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在我的周围，一个还在奋战高考的兄弟，因为清华没有加到分而“与旧我决裂”，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房，取名“无悔堂”。整个家里据说堆了22堆书，连冰箱里都堆满了辅导书。我当然是希望他真的无悔。他这么下去，肯定可以无悔的。我只是感到辛酸。

  我并不是去标榜高考对人摧残有多大，事实上，我身边的人，压力大都来源于父母。我最记得有一次，隔壁宿舍有人期末考了第一名，他打电话给她妈报喜，结果他妈却是冷冷地说：“为什么生物只比均分高了一分。”当然这可以说这是严格的要求。但就我的体会来说，对于学生，也许最大的快乐不可避免地就是来源于长辈对于努力成果的肯定。永不满足和懂得进取是两个概念。当时我看着他皱起的眉头，也许一辈子都会这么紧绷着。

  更为常见的就是锁定孩子。这个周末需要干什么下个周末需要干什么，家长早就计划好了，只等你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说缺乏锻炼？我每天带他跑半小时。你说没有营养？我早就在菜谱上圈圈画画，在他还没入座就把菜都夹好。这计划仿佛无懈可击。

  在我们出国的一群人里，这种设计就更为丰富多彩了。很多家长是从小学就开始设计，每一步都料到了，我去年见过一位哈佛的学姐，据说从小做小演员，初中出散文集，高中拍有关民工的DV，各种支教什么的。这种学生哈佛敢不要么，这么慈悲，从小就流露出观音的潜质了。你当然可以说我小人之心，说我没见过世面，说我嫉妒。但设计的痕迹这么明显，万一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了。在大陆的申请人中间，在中介的包装下，各种菩萨呼之欲出，凡夫俗子们，我们碰壁也认了。

  我并没有诋毁他们的意思，因为我知道，即使是被动地去做这些义举，人也会受益无穷的。但我质疑这种方法，尤其针对家长。他们把孩子锁住，朝固定的方向生长，他们避开了可能的危险，笔直地生长，很早就鹤立鸡群。但值得吗？

  当然，放养的危险显而易见，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父母从来不给我设定固有路线的，凡事都给予极大的自由，甚至学习也从不过问，我也没见得长得很歪么。倒是一些被逼得紧的，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成天寻着对付的法子，最后混迹市井网吧。

  然而我最想对成功者们说话。他们那么完美，每一步都是设计的典范。对于他们的高大我只能仰望，但我却悲哀。想法和主见，大都是被有目的地孕育出来的。即使他们中的精英彻底实现了无懈可击，想法也是思如泉涌，出于嫉妒我还是要说两句：你一直那么走在这么笔直的康庄大道上，而大地是九曲回肠的。就算是为了占点小便宜，你没尝过懒惰，没受些挣扎，不觉得亏么？

  上德语课的地铁上看到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屏幕中的女主持人哭哭啼啼的。记得像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也是她主持，那时声音高亢，像誓要拼个你死我活。现在却低着头哽咽不已。看来表情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而言，金正日的逝世像是一场闹剧的终结，又也许是另一场闹剧的开始。然而我看到图片里，成群的人跪在平壤的广场上，许多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他们把头磕得死死的，像是泪水很重。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吧，在英明领袖尚未伟大之前，伟大领袖就撒手人寰，未来该怎么办呢。

  我从未体会过对一个领袖过分的崇拜。我很好奇那样的感觉。那种一手拯救时代的惊喜和感激，那种依附性的归属和忠诚。

  我想起平壤的地铁，车外的声音很大，像是过分地疾驰。那时车上的人都把双手盖在膝盖上，端正地坐着，一言不发。今天那里会是一副怎样的场景呢？

  想象不出英明领袖会做出怎样的事来。根据前两代来说，都足够的狡猾。然而英明领袖是那么的年轻和神秘，让人捉摸不透。而立尚且未至，他就要负责收拾这个千疮百孔但死心塌地的帝国了。

  我这么说未免为时尚早，因为在2012年到来之前，谁也不知道上位的究竟是英明领袖，还是神武领袖或者常胜领袖。

  小时候我曾喜欢骑车，那时我们总是互相比谁的车好。我们都跑去家附近的专卖店买GIANT，好像那是最贵的牌子。每天早上去学校，总有人在旁边耳语：看那女生，她骑的是3700。关于最好的那款是3700还是5700，我都不记得了。总之，我们当时都很眼红，但不敢开口向爸妈要钱。

  那时我特别淳朴，对这类事情很谨慎。我记得初二开始我想留长头发，但总不敢跟爸妈提要求，怕他们觉得我是痞子。有一次晚上醒来之后，我很隐讳地对妈说：妈，我想留Vitas的头发。在经过一场漫长的家庭会议后，爸妈终于批准我的请求。买自行车倒没有这么复杂的工序，我和妈到专卖店去，妈说随我挑。我不敢买3700，因为太贵了。最后我挑了一款我和妈都能接受的车子，把座位调到最低的时候，刚好够我爬上去。那时都流行单手撑座然后跳上去，因此我这种爬上去的方法招来了不少嘲笑。这款车我总计丢了五把锁。每次买锁之前，专卖店的大妈总是会炫耀说这把锁进口的，永远也不会有危险。每次我掉了钥匙，她却总要我再买一把。这辆车在我骑了一年之后，就被丢在朋友家的车库里了。我记得车库里有壁虎，便总是想着它身上爬满壁虎的样子，人一来，便全跑光了，只剩下车把上几条断了的尾巴。

  我记得买车的那天，阳光很好。大妈把车拖到店外面，把他儿子叫出来最后组装一下。那时他儿子还在吃方便面，忙不迭地就跑出来，虎背熊腰的。他组装的速度真快，像是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一样。我听同学说他是以前初中的车王，什么车上手就能刷花招。后来他初中毕业，就被老妈喊去当店里的伙计，两个人一个吹牛一个装车，相依为命。他转眼就把车全装完了，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放，示意我爬上去试试，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不说。我抬头看他，他留着我尚还很羡慕的长发，一经回忆雕饰，便金光闪闪。

  那时我有几个好朋友，我们总骑车出去玩。他们在前面骑，我在后面跟。仿佛旁边有观众似得，他们还动不动表演单飞的花招。有时看车少了，便双手都放掉，左顾右盼。几年以后，博尔特也表演了这个动作。有时还突然大叫一声：降龙摆尾！然后车屁股一扭跃到人行道上。内行曾和我说，这个动作看起来普通，其实最难了。总之即使他们不停地表演花招，我还是跟不上他们。他们总是在红灯的时候呼呼地叫，疾驰到车子前面绕过去，我却总不敢。他们就在对岸等我，叉着腰仿佛很不耐烦的样子。等到绿灯我过去了，他们都盯着我，我便咽了口口水，说，我注重安全。

  后来这些耍花招的朋友们去了不同的初中，我们还出去玩，却不经常。我还记得重聚的那天，大家都很高兴，打完球已经是夜里很晚，我们便去炸鸡店吃夜宵。车子横七竖八地倒在门口，正逢我的锁丢了，便与另一人的锁在一起。大家都蜂拥而上要请客，拙劣地学着大人们的客套，我便在角落里安静地等夜宵。听着厨房里油噼里啪啦的声音，大家都很在味。

  再后来，我不骑车了，便坐在同学的后座上。他总是说，你很重，我不知道能不能载着你玩单飞。那时我们和曾经的朋友已经很少见面。他们迷上了玩网游，在虚拟世界里很团结。有一次我到他们家里，他刚给我开完门，便跑回去继续，嘴里还唠叨着，啊呀，失误了！我看着他的眼镜片折射五彩的光，头不停地动着。屏幕里乱七八糟的，飞龙满天都是，主人公们穿着厚重的铠甲，拿着比人还大的砍刀，像是要把世界都劈开来。

  我的自行车还落在朋友家的车库里，这我是记得的。有一次我们在他家楼下碰见，他告诉我这事，我们便把自行车拖出来，除了有很多灰，没有任何老去的痕迹，GIANT几个字还是那么嚣张地印在车身上，我们给它打了气，擦完手，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于是我们再把它拖回去。到现在它还躺在他家的车库里，和壁虎奋斗不息。我偶尔还会路过他家。在很小的时候，我们曾一起上学。每个周六的晚上，我在楼下喊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去澡堂洗澡。他会给我带一瓶酸奶，我们一人一瓶。我们泡在热水里，评选最漂亮的女生，他总能滔滔不绝，让我觉得我一定是长瞎了眼。现在偶尔路过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他家的窗。他留着长过我一倍的头发，在QQ上的名字我甚至都读不出来。我们好像很久没说过话了。

  其它的朋友们，大都没有了音讯。只有那个当初想载着我玩单飞的好朋友，仍告诉我他们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个同学，老师叫我管住他。他在自修课上一开口，我就上黑板记他的名字。到后来他故意做出开口的样子，等我起身，再拿出水杯喝水。他对我们整天嬉皮笑脸，还把自己的牛仔裤剪开来，很潮的样子。老师一进来，却立刻摆出一副死脸。后来他去了职校，听说成天抽烟喝酒。还有一个，我们并非同学，但我听说他很有才。我们一起开博，还互相做了链接。他总能写很漂亮的文字，让我嫉妒。后来他迷上了写小说，再后来，也许是成绩不好，他不再写了。偶尔在QQ上看到他的状态，记得有一条是：转让合金车架，正货，打我手机。都是这之类的话，让我伤心。我从未见过他，这却成了一种安慰。

  我总能记起他们，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并且都希望再不会遇到对方。我想起他们闯红灯的时候，尽情地叫喊着，风驰电掣。汽车和喇叭像是陪衬，在他们飞翔的时候不值一提。我是不敢这么做的，我从一开始就跟不上他们。他们在启动之前我曾尝试紧跟，然而他们是这么快，我只能看着他们穿行如梭，穿行如梭，然后消失在对岸。

  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对方一如既往的友善。我问：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收到我的录取结果，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在她离开的这几分钟里，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忏悔一切我做错的事。当她终于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字的语气就让我知道我被拒了。她说：不好意思，我们发到你另一个邮箱里去了。但我知道你需要一份正式的邮件，我们会很快发给你。可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不录取你。对不起。

  后来她努力想安慰我，但我之前准备的台词又全部忘光了。我应和了几声以后，她用故作欢快的语气跟我说拜拜，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不是在拜拜之后按掉的电话。

  早就想到了这样的结果啦。可还是很伤心。希望终于破灭啦，倒也让我长舒一口气。长达一整个礼拜的折磨，要到此为止了。

  今天去了渡口书店，在巨鹿路上。很棒。买了《怀旧的未来》和一本英文薄书。书架上看到《Tinkers》，在香港我也买了这本书，并且认定这本还没有中译本的小说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

  想到未来就令我踌躇不安。这是我难忘的一天。

  早上醒来之前，在梦中做好了被拒的心理准备。我记得睁眼之前连做了三个梦，都梦见自己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看见有一个新邮件，打开，是“Swarthmore: sorry for your early decision.” 在第三次时，终于被吓醒了，深吸一口气，打开手机。

  依旧是什么也没收到。

  我想起昨天晚上，从晚自习下课就向费城开始打电话，到第三次的时候，招生办才接起电话。那时我躲在厕所里，某个同学又错用了坏了的马桶，水声哗啦哗啦的，像呆在喷泉里。对方接起电话的时候，一如意料的友善。一开始我背着既定的台词，可是刚说了两句我就紧张得不行，以致我都忘了后来我说了什么了。总之有一段时间她并未理解我的意思。之后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收到结果？语气似乎稍显得急切。她说，今天或者明天。

  晚上躺在床上，我反复思索着她说的话。如果我是被录的，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后来我想，既然我早就做好了被拒的准备，我为什么还要斟酌这些呢？于是我就睡去了。梦很沉重，似乎是关于逃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只留下几滩失魂落魄的感觉，和一个笨重的大脑。

  从昨天开始我就想，啊，新的一轮又要开始了。今天早上打开电脑的时候，是相当有动力的。我又要重新去爱其它学校了！这么说总有些不忠诚的味道，但我也别无退路啊。早上我苦逼地对同学说：我只想上大学。以当时那种气氛，若我手里再攒着一支断了的铅笔，或者配上一副残垣断壁的背景，真的可以登封面了。这样想我也好受些了，和他们相比我已经无比幸运了。他们就算拿到录取都不一定能跨出石做的村门。若是跨出村门又有多少不同呢？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学吗？我很欣赏我现在满足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从不能满足的人。对于懂得满足和感恩的人，我往往只有羡慕的份。

  我之所以从来不能满足，是因为我总想和最好的人比。既然是最好，那么我几乎从来没有超过的份，于是从小大到过得是相当疾苦。我不仅要比自己拿手的，还要比自己不拿手的。况且我的进取心远赶不上我的斗争意识，这就叫我相当痛苦。并且逐渐的，我不断地以他人的模版同化自己，到最后，以他人的局限局限自己。别人需要四十五分钟做一份卷子，我就必须要用四十五分钟以上。这样我永远也突破不了自己。说来我倒是从来没以自己为对象过。所以我就不停和别人比啊比啊，生活过得很累。

  所以这样一场失败挺好的，让我可以反省反省自己。网上不断可以看到各种牛人失败的范例，之前我是惊慌失措。现在想，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毕竟，只要学校还招中国人，我就有竞争的希望。希望总是美丽的。

  之前说过，想早些被录，还为了想空出时间来安心地干更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可能了。当然也没关系，至少我还能多看看其它名校，也算逛过一遭，今早我看了Duke的网站，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学校。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四个学年中挑一年可以出国学习，这很令人期待啊。我看了他们学生的博客，每个人都倾诉着对这个学校极大的爱。任何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能打动我，比如，职工会收集涵盖所有学科和时事的最新杂志，将它们有序地排在读书角。Duke是我希望很大的一所学校，之前选它却仅仅是因为“希望很大”，现在再看，觉得真好啊。并不是要盯准一所的，当然我也无路可退。

  但我也说过，我绝不会因为Swarthmore拒我，就去恨它。它仍然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我们也许失之交臂，但我不会因为我的不力而去埋怨它。它留给我的每一寸印象，每一刻期待，我都会记住。

  前面的很多很多所，是我们一一会面的时候了。

  到了这个时候，希望应该很渺茫了吧。今天早上收到老师的邮件：“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f you still have not heard anything from Swathmore at this point, we should reasonable expect a rejection or deferral (which will turn out to be a rejection by most chances).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have sent all the emails at this point - I could be wrong - but I would say you are 95% sure that you are rejected. ”

  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倒是并没有很绝望。之前早就做好了被拒的准备，现在只不过是多加了一份预言。不过希望真是很奇妙的东西，我很欣喜rejected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五，竟然还足足留了百分之五给我期待。真好。老师还劝我今晚十点左右打一个电话去招生办，上次他打给他们问我的情况，他们说这是学生的隐私你不能问。于是这回同学要亲自去问了。无数次地在脑海里重复“I'm sorry.”或者"You will know the answer soon." 这种悲伤的场景，却也不停地插播一些欣喜的意外。我掂量着百分之五，究竟有多重呢？

  总之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招生办对我说I'M SORRY之类的话，我会跟他们说：我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遗憾。也许我本可以做得更好些的。Swarthmore是我的dream school，从我踏进这个校园的第一刻开始，我就爱上它了。感谢Swarthmore带给我的一切。我想说，它不仅带给我申请的宝贵经验，并且让我懂得，去耐心等待你所爱的东西，不管结果如何。这确实是我想说的，至于我说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哽咽，我倒是没有想过。

  感谢Swarthmore带给我的一切，幻想，热爱，执著。在我还没有进学校之前它就带给我这么多，也算是走了一遭。所以，感谢它，不管百分之九十五会不会应验，不管百分之五会不会发生。爸说，人总是要面对的。今天晚上就让我面对一下，让他们看到我狰狞而脆弱的双眼。反正我面对的也不少了，这又不算什么。

  以及，现在该是时候去追逐新的东西了。我说过，我付出了太多的爱在Swarthmore上面，以致于我看任何一所其它的学校网站总是：它这一点倒是和我家Swarthmore很像嘛。哦哟，它也注重公民的compassion嘛。唔，这里的校园也很漂亮嘛。都是这样一副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我面临被从城楼上扔下去的危险，我必须得学会去热爱大地了。

  今天在写Duke和Amherst的申请文章。在网上贴出的范文中，不少连例子都一模一样，也不乏有人为了申请文章而刻意去诉说中国的种种不好，把自己包装得跟政治逃犯似的。有些说的虽然不错，我倒是觉得这样做已经逾越了我的道德底线。不管她怎样，她好歹是你的祖国，你不该为了打动某个读文章的招生官而去侮辱她贬损她，如果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你还谈什么改变。于是我再去反思我自己申康奈尔和宾大文章，我觉得有些地方也确实过于激愤，不论它正确与否，本是用不着这样的。这时候，我反而成了一个光荣的民粹主义者。

  今天写Amherst文章的时候，我挑选了关于讨论知识分子要回报社会关注公民利益以促进民主的题目。这个题目只限三百字，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题目。当时我就批判了知识分子逃避责任的现状。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举些陈词滥调的英雄例子去叫别人负起责任，自己却屁事不管。并且，他们总是教导后代应该做什么，却从不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去做。我就想，这就是智识阶层和普通阶层的分离，他们把自己看的太高，对别人却是挑三拣四。同时智识阶层也正变得胆怯，为什么会胆怯？我们既要思考他们本身的问题，更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压力。是公权力的节节败退？是时代越来越排斥反思？是改变的牺牲正在变得更大？总之我们应该做使这两个阶层重新走向一起，并且反思我们之前做的一切。想到这里我又觉得自己其实也成了所谓智识阶层的一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说三道四。我首先该改变的是我自己吧。

  总之，我就想把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呈现在文章里，也甭管我扣不扣题了，这本来就是我冲的学校。如果我的随性，激情和思索还要被条条框框什么的束缚住，我也没剩什么特点了。这样说未免功利，但本来就需要运气的学校，倒是不如赌一把。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始终还惦记着Swarthmore，那百分之五。我不甘心百分之五离我而去。我也不会抱怨它只留给我百分之五。希望是美丽的。只要希望还在，坚持期待就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