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朝鲜孩子在树荫下歇息。他们结对来到万景台，这里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故乡。 空气很不错，有树叶的味道。无非是一座矮小的民居，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被奉为神坛。朝鲜孩子还稚气未脱，清一色的校服对于他们显然过于宽大。一张像被煤染过的脸，一双只剩下骨骼的手臂，大概就是他们的全部写照了。有三个调皮些的男孩，在角落里偷偷比划着意大利人的黑色墨镜，他们在眼睛周围画了一个圈，然后都笑了。看到照相机的那刻，却都逃到了大树后面。仿佛是个可怕的玩意。

  一辆从未谋面的绿皮火车。把窗户打开会很吃力。车厢里很闷热，就像刚到朝鲜的时候，我们坐在二楼一个完全封闭的候车室里。汗和发霉的味道。但很干净，连公共厕所都一尘不染。商店里的售货员很漂亮，夺去了贫乏货品的魅力。我们不能下楼。仿佛稍微的疏忽，所有的秩序也许就会被打乱。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与海报上的一模一样。他从不移动眼神，像是一尊雕像。

  雕像。板门店的朝鲜士兵。与身后的韩国士兵，距离不过五米不到。烈日炎炎。韩国士兵佩戴着墨镜和无线电接收器，连黑色手套都似乎得到了武装。不同于普通的军姿，他们把腿叉开，双手弯曲着握紧拳头，更像一个奥特曼。朝鲜士兵相形见绌。他们的装束似乎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保家卫国。但他们既不羡慕，也不自卑。流露不出任何情感。像是一尊雕像。朝鲜导游的中文都很好。他们大声介绍着板门店会谈时的种种，仿佛曾经身临其境。游客们坐在曾经代表坐过的椅子上，摸索着怎么坐更舒服。帝国主义是邪恶的。导游说。他们诡计多端。我看着她坚定，亢奋和真挚的神态，很同情。

  那是绿皮火车到站之后。五个小时的旅途，从新义州到平壤，窗外的景色，无非是从农村到田地的简单重复。到处都可以看见红色横幅，一排不认得的朝鲜字，最后总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下车以后，首都平壤的红色标语只见更多。不断地出现巨大的海报和壁画，上面的战士们拿着冲锋枪，在炮火的映衬下笑容满面。仿佛迫不及待地要进行一场战争。火车站的旁边停放着几辆奔驰，车灯还是圆形的，至少产于二十年前。建筑没有什么特色，但整洁且布局美观，只是难以掩饰古老的痕迹。此后我们去过的几乎所有建筑都建于九十年代之前。之后的一个漫长年代，像是被轻易地榨干了。

  我们坐在颠簸的旅行大巴上。周围有驶过的有轨电车，玻璃是残缺的。里面人满为患，大人小孩，工人学生。他们都把头靠向窗口。我还看到一辆车子，上面装满了高音喇叭，激情澎湃地播散着某种思想和情绪。在去看阿里郎的路上，我们看到正在练习的中学生。他们仅仅依靠其余同学的手臂，高高跃起。空中的曲线，不知道已经翻转了多少次。还有的行人，他们结队去体育馆观看表演。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也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和队列。那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我觉得那是人力的奇迹。十万人的演出，几乎天衣无缝。以人作为像素的背景屏幕，整齐和熟练地变换着。两万个学生，上百幕场景，他们不断改变自己手中的版块，默契度却甚至超过了电子微粒。每个人都像是机器。我突然觉得很难寻找到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另一个轻易地重复和代替，茫茫人海仿佛已经无法分离。没有独立的存在，一种强大的秩序主宰了这里。

  某一天我们去了金日成的铜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放慢脚步，在铜像的正前方，虔诚地鞠躬。这里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模仿铜像上的手势。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想起每一个人，在提起他们领袖时的那种骄傲。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贫穷和落后，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自豪。他们对公有制带来的好处滔滔不绝，谈起粮食分配，学校，医院更是满面春风。人们热爱奴役，热爱所谓的万众一心。还有某个公园的大石头上，刻着金日成去世时写下的最后的东西，不是祖国统一，不是民族团结，而是自己的名字，金日成。独裁割裂了独立性，却提升了幸福感。这又回到了一个本源问题，人类为何而生？我们是要去承受自由的苦难，还是去蒙求奴役的幸福。

  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我从未看到过他们的痕迹。我看过朝鲜的报纸，整版整版，全是金正日的插图。书柜里摆的书，无非是金正日传略和恐怖大王美国。人们可以轻易地被吸收，洗脑。没有异见的国度，价值观是可以随便被操控的。我不否认金正日是一位强大的政治家，也不否认他的强硬是维护政权和尊严的唯一方式。自由的代价就是剥夺自由。但政治和人民，利益和生命，孰高孰低。

  那是战时的百米电梯，直通地铁。电梯很快，像是要把我们带下一个万丈深渊。我突然觉得，朝鲜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你轻易地爱上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严格的规定，荷枪实弹，他要让你一开始就失去所有胆量和尝试的歪念。然后你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原始，淳朴，你忽视了一切的可怕和危机。由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产生的强大秩序，会让人不自觉地皈依。这是个人力量的胜利，也是它的巨大失败。我看到地铁上的朝鲜人，他不敢往我们的方向投向哪怕是一个眼神。他们觉得西方思想是邪恶文化，外来思想是不纯洁的。他们并非逼迫——而是自发地进行辨认，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不应该。所有的独立性被用来消灭独立性。

  在某个夜晚，我偷偷溜出了酒店，冒着必然遭受批评的风险，散了会步。我走在路上，很暗，没有路灯。我仅仅能看清迎面而过的行人。他们迈着刚劲而单一的步伐，彼此之间不说一句话。所有人的表情都是相似的。仿佛是局域网的连接。远处的工厂里放着喧闹而慷慨激昂的音乐——据说是为鼓励工人工作。全城仿佛都在加紧生产。

  时间并非顺流而下。它汇集到了中途的某个顶峰。我们去了平壤中心的主体思想塔。那是平壤的地标式建筑。站在它的下面，简直望不到塔顶的火炬。你感到渺小，这就对了。在集体的力量下你必须要臣服。思想容不得旁门左道，主体的即是正确的。我想起金日成高耸的永生塔，还有红色横幅的巨大感叹号。所有的情绪都会被调动起来。个人即归整体，整体即是个人。意志和秩序，达成了某种强大的协议。

  越来越多的夜里，我会睡不着觉。漆黑一片的时光，总可以听到门外笨笨的凄吠。以它的百岁高龄，现在大概到了现实和回忆交错的时候了。它也许想起自己的一辈子，辉煌的时候也曾统治过整个小区的狗群，现在却被邻家新来的狗欺负。又何妨。一辈子，无论谁主沉浮，都没踏出这个铁栅栏。随着这凄吠声的越发惨烈，我觉得自己离开的时间也渐近了。

  践行饭里我碰到了闻名已久的罗老师。开始是准备他来带我，他来了的时候，我却要走了。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仅仅凭着感觉我能分辨出他在说什么。然而我被他的话题所深深迷住。第二天早上我去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已经到了。时间挺紧，我却愿意坐下来听他慢慢讲。他讲起那些历史学家，我提到的黄仁宇和唐德刚，被他评为二流历史学家，只是运用文人的思维来解读历史，但历史不是意向的产物，他说，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们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多决定，其实只是“顺势而为”。我还天真地认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也许是本土某个深居简出的智者，结果我忘了费正清。

  他还提起汶川。那时他在现场，他看到漫山遍野的，除了尸首，是系着白袖带的青年人。很多人，没有经过准备，没有经过同意，就径直来到了汶川。他说，他的一个同事就亲眼看到，三辆装满青年志愿者的车子，一个余震，就让他们瞬间落入山谷，灰飞烟灭。他想起了好久以前，同样是这群人，他们手臂上戴着红色袖带。他们主持了一场愚蠢的革命，几乎推翻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象征着希望和淳朴，却也摆脱不了愚昧和鲁莽。

  梁老师email了一封实习评价给我。他有事不能来办公室，电话里也说了很多很多，期间还有他妻子在远处叫喊我以后上他们家去。到了最后，仿佛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就唉了一下，说以后有时间再见。到两边都不说话的的时候，电话就挂了。

  实习评价上好话居多。几位老师待我还是很好，上面列举的几篇文章绝大部分其实都没能帮上忙，我最记得的那篇南方科大，我写完的时候信心满满，改好了之后已经不是我的了。评价有一条还说我利用业余时间泛游深圳，留下了许多思考。这么说玩乐也成了美好品质了。泛游是真的，思考称不上。

  我向钟老师告别的时候他还戴着耳机在玩纸牌，战情好像很激烈。我点点他的胳膊，他没反应，再点点，他猛的回过头来，恍惚的像刚睡醒一样。我突然记起我第一次看到他，看到他极其老实的长相竟然会有些同情。长时间的接触后，我觉得他不用我担心了。我跟他说，我要走了。他猛地摘下耳机小声嘀咕，走了。然后仿佛突然醒来，说，走了我操。我猜也许昨天我和他说的时候他也在玩纸牌。我努力使这场告别华丽一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却觉得还是和平常一样。一模一样。

  走过荔枝公园的时候，太阳仍那么大，我依然懒得撑伞。那个高桥上的老人还在拿着钩子，妄图去钓上湖里的什么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那时他仿佛是个局外人，丝毫没有被大雨影响心情，在一次次抛钩子之后仍然徒劳无获之时，还乐呵呵地笑。自从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他一直不见得成功过。抛钩子的姜太公。那棵大榕树我是舍不得的，他一次次地给我充当指路的向导。根扎的这么深，仿佛是我埋下的种子。

  舅妈特意回家来为我送行。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午饭。说实话对于青菜的味道我一直不敢恭维，然而在我一再说好吃的情况下，姨婆坚持不懈地给我夹菜。姨婆的方言和着普通话我才刚刚听懂却要离开了。我不断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们一再劝我说没关系还早还早。每天早上也都是这样，我在几乎中午的时间起床，赶着去上班，他们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早餐，不断地在旁边叫我别急。每天我就这样把嘴巴塞得无懈可击地跑出去，姨婆从后面赶上来给我递上漏在地上桌上的手机和笔盒。只不过我这次我大概要很长时间不回家吃饭了。

  小妹妹在我临走前终于敞开了心扉，送给我了一张自己的画。一笔一画，虽然显得很笨拙，但一定花了很长时间。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她，之前还以为来的是个小哥哥，特意为我挑了史努比的水杯。即便是离开的时候，她仍然很暧昧地躲在舅妈身后，通过中介把礼物交给我。

  出门的时候太阳仍然很大，我甚至不敢抬头。时间很短，我还来不及去融入深圳，更别说透视。但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城市。它消除了地域差异和歧视，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体系，在年龄的局限下，却仍显的稚嫩和没有灵魂。它拥有一个其它城市无法企及的民主进程，却不能排除青涩和混乱。它仍有很多荒唐和不足，但不失会有个漂亮的未来，并且，它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城市走向。

  笨笨仍然蹲在铁栅栏里。目光沧桑而深邃，不像是在看我，倒像在平视远方。在现实回忆交错的时刻，它会记起我吗。在生命开头的时候出现，那时我还屡屡尝试去拉它尾巴，最后在楼梯的拐角激怒了它，让它饱尝了人肉的美味。到了结尾的时候我又出现了。即便它尽显老态，我仍然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它翘起的尾巴。我不期望还会见到它，它也一定不会。或许它压根就没记起我，那个我已经被封在回忆里了。曾经只是曾经了。我们简单打了个照面，然后背道而驰。

  打过这个照面之后，就不能回头了。我独自来到这个城市，也要独自离开。我感到挺满足。这也许也是我的最大愿望，携上自己，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行走，流浪。

  为了看完《辛德勒的名单》，我不小心睡了一天，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这部伟大的片子竟然长达一百九十多分钟。在睡觉与睡觉的间隙，我吃了午饭，看了片段的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力》。

  这两者是如此的相像，让我可以重复而频繁地被触动。不为辛德勒和卡斯特里奥所做的一切，光是为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和信仰。辛德勒并不能算一个完美的企业家，他成天花天酒地，毫无经商头脑，无非是碰上了所谓的历史机遇，他一生都没能克服他的缺点。他对付犹太人也曾经野蛮残忍，只不过从开始就没有其他人那么惨绝人寰。一直到一位犹太女人来恳求他收留自己的父母之前，他雇佣犹太工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廉价，技能熟练而已。利益至上。

  而那位喜欢在清晨射杀犹太行人的纳粹军官戈特则并非完全是邪恶的象征。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感情，有欲望。他毫无人性的暴行是整个纳粹的暴行。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已经完全被更换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德国，连路边穿着棉袄的德国小孩，都懂得对着运往集中营的车厢大声咒骂，向犹太人扔石头。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人类是相反的。就像辛德勒劝他试着宽恕犹太人，宽恕而不是屠杀才是一种权利。他也试过去宽恕那些不小心犯了错的犹太人，但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了，终于他不再尝试，继续他的屠杀。这是什么？他认为宽恕是诱惑，认为善良是诱惑！他有控制的本能，他觉得他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犹太人，不留活口。不是他好恶，而是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道德标准。

  但辛德勒转变心意了，他倾家荡产，收留了犹太人。这么做无异是犯罪。他违背了道德准则，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说不定会被打入地狱。他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还可能被后代当做民族的耻辱和笑柄，更可怕的是，他做的一切的目的，虚无缥缈，是被全盘否定的。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罪人，顽强而勇敢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付诸实践。他可能失去一切，他知道自己很可能已经一无所有，但他知道，他是以人类的身份去完成使命的。

  同样，在《异端的权利》里，卡斯特里奥，同样是在和世界作对。双方力量是如此的悬殊，一边是独裁的加尔文，他简直拥有整个世界。一边是卡斯特里奥，他孤身一人。他俨然是个罪人，一个太平时代的罪人。一个富足的年代，人民享受这种状态，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异端人物的出现来打破这种宁静。他是叛变者，一个荒唐的叛变者。但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文明，是未来。现在愚蠢的人们热爱压迫，那是他们的惰性，他们不愿徒手去创造新的秩序，等着坐享其成。但自由才代表人类的未来。他愿意与世界为敌，尽管他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尝试，为了信仰，他必须义无反顾。

  引言中蒙田写道，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昨天又有一个记者被打了。钟老师说。报道深国商内幕，有知情人说要继续爆料，于是她被哄骗到了天虹商场。手机刚挂就有人冲上前去。一个女记者，手无缚鸡之力。

  高危，低收入。记者间的自嘲。

  这不是个例。前几天，《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公安局网上通缉只因为报道了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而我所在的办公室，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某个记者又被电话威胁。

  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报道真相。他是民众与社会的衔接口，他要将正义扩大化。更多人往往是记住了某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而忘记了为了这个事件真相赴汤蹈火的人。但记者也是人，他可以不顾名声，可以忽略自己的存在感，但他也要养家糊口，谁都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报道哪怕是一个内幕交易。何况，他还面对着家人的生命威胁。

  真相。仿佛早就模糊不清，变得狰狞和危险。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相了，什么时候我们以生命为代价都无法换取它的一角。我记得上周末碰上的胡老师，他说他曾经发起了一场真话运动，仅仅是要求每个人说真话——结果被领导找去谈话。社会成了荒唐的反乌托邦。

  记者有勇气。但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假象，不只是官僚和商家的勾结，更是黑道与二者的勾结，三者的浑然一体。根本分辨不出善与恶，明与暗。他们要面对的是一支合法的地下军团。所谓合法，就是在金钱与权力的庇护下，为所欲为。记者有一颗英雄的心，但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显然强大的超乎想象。

  这就是真相存在的权利，羸弱，不堪一击。

  也许再过四五天，我就将离开这个南段的海滨城市。在这不长的十几天里，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来看待它。我知道十几天对我而言太短，或许一百天，一年，我也无法去理解这个城市，它的从前，现在，将来。但十几天的时间已经足以让我喜欢上它。或者说，是喜欢上这段时光。

  今天突然想到去看看我以前的博客，除了最上面篇07年忆旧的，其余全是0506年写的文章，每篇均不会超过三百个字。那时我十岁出头，除了日常的琐碎杂事和周末的试卷签名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去哥哥家吃饭，哥哥说现在网络上有个东西流行起来了，叫博客，你可以像记日记一样在上面写东西。他当晚就帮我注册了一个，还说有个孩子从两岁开始就有了博客，他妈妈一直在帮他记录，准备持续到长大。我想我已经十一岁了，大概已经错过了黄金时代了吧。我没有什么悸动，也没有要坚持下去的意思，一切只因新奇。

  那时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总是一个先锋人物，把最新奇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我每次一回家，就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其实那时已经蠢蠢欲动——做完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搬着小板凳坐到哥哥身后，看他打游戏。我还记得有一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时常提醒他拾起屏幕边缘的宝物。那是多么温暖的感觉，我想就永远这样，做完作业看游戏，趁哥哥上厕所的时候小小操作一下。

  我就这样开始了写博客。我把名字取为天才的成长历程，那时我总是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第一，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直到现在我也没能了却当时的夙愿。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会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写下几句，因为我要留出时间来和洋洋还有方晔打泡泡堂。妈妈说每人四十分钟，我满口答应，让他们当了我一百二十分钟的参谋师。有时我写不完，我就写上中下，下是几乎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习惯我竟然保持到了现在。

  那时的生活很完整的再现在我眼前。我看到自己检讨写了三本自备本，其实还很自豪；我还看到我和洋洋联合起来欺负邻居方晔，结果我被打成了熊猫眼，我一笔带过“不知何时，我的眼皮贴上了创口贴...... （原因：因不详，略）”；我还看到自己连续的偷懒，然后不断地悔过“请大家不计前嫌，我一定好好写博客”那时我真的心潮澎湃。以及只有我知道的东西。我在最后一天抱怨暑假太短，实际是有些作业没做，希望侥幸逃过老师的检查。我跟阿姨一家去吃必胜客，吃完后愤慨地写道“像一个农民上城第一次吃好东西一样”（孩子都有阶级的概念了），其实只是因为弟弟多吃了我一块披萨。

  可能只是因为好看，我记不清原因，我把背景设置成了一块掉了色的墙。它确实掉了色。我无意间走进了这样一个空气中都看得见沙子的房间，青苔已经铺上了书架。我拾起了一本没有名字的红皮书，阳光透过窗台有些刺眼。翻开，纯真年代，恍若昨天。

  九点，我在酒店门口等到了钟老师。外面的雨很大，而一天之前我并未察觉到有要下雨的迹象。深圳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很难得的早起，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新能源汽车媒体研讨会，在关外的比亚迪总部。我对汽车一向不是很了解，即便是在一天之前，我还以为比亚迪是欧洲某个古老的品牌。

  同车的有两个长沙潇湘晚报的女记者，很能说，钟老师顺利地找出了一个实习同学（现在在潇湘晚报当主任）而引发了话题。另一个来自厦门的女记者则一直享受寂寞，从头到尾逢开口必问哪里离机场最近，我们同坐在最后一排，钟老师先入为主占到了靠窗的位子，让我夹在中间，避免引发尴尬。

  到了比亚迪，广州的记者们却迟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公关人员说十分钟后他们将至，我们才放心。没想到这里一分钟当十分钟用的。十二点多的时候会议终于开始，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教授讲述怎样在交通环节上减少碳排放。但她是个经济学家，唯一的亮点是设计了一套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方案，价值是有，但似乎与主题无关。但她非常慷慨激昂，最后似乎是谈到了什么敏感话题，连说了几个ridiculous（荒谬的），以致随行人员上前赔笑脸让她停一下。翻译似乎理解了，我特别注意他并没有把她最后说的几句话翻译出来。可是我除了ridiculous也没能听懂最后几句，多可惜啊。

  上午的会议（所谓的上午）结束后，我与钟老师辩驳了一下。我认为教授提出的那个方案应该以人为单位，每个人等分到相同的排放限额，一旦用完就以拍卖的形式向他人购买排放量。而他认为应该以车为单位。我说这不就不公了吗，对那些一天到晚只坐地铁和公车的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环保的，只不过没有车，这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利益。他说，这本来就不关他们的事。我想这倒也是，一下子就被驳倒了。

  不过后来我想，这倒也成为了一个投机的机会，我去买个一万不到的二手吉利，每个月分到了一定的排放限额，然后我到淘宝网去注册一个账户，公开拍卖我的限额。这倒也成了个漏洞。所以我觉得，这种排放量不能是像教授所说的等分，而应该是以车的价值来划分等级。并且一开始的排放限额车主应该支付一定成本。制定个政策还真挺麻烦的。

  中午的饭菜很不错，我发现工厂里接待来客做的饭菜都相当精致，看来以后会涌现越来越多的王品台塑牛排。钟老师跟我讲起他的高考，说他语文没考好，主要作文没写好。那年他们题目是诚信，正好那之前不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又被炸了。于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又幻想一百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又干出同样的事，历史惊人的巧合。我想这一定是一篇极有分量的佳作，但他老师知道后当然是摇摇头，路子不对。

  午饭交换名片的时候，我不停地被以实习生的身份介绍，不停地接受年龄的质疑。这倒还好，有个女记者还很和蔼地问我，你觉得有趣吗？这句话让我很寒心，论年龄她不比我大上五十岁，却觉得这里是我的游乐场。

  下午的会议就无聊了。另一个华南理工的教授分了四个没什么价值的版块侃侃而谈，一开始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钟老师仍然精神抖擞。一分钟后他也睡着了。我们两个像是换班。

  后来去参观了比亚迪的博物馆。一家95年才起家的企业，竟能让我产生欧洲古老名牌的错觉，说明它的发展是神速的。但其中水分也不少。为何如此神速？听流言说刚开始作为富士康的小弟弟，它和老大哥一直摩擦多多。所以现在兄弟俩还是冤家路窄，但老大哥最近杂事缠身，也就顾及不了仇恨了。我们还去参观了比亚迪的汽车展，车型多样，简直和奔驰宝马凌志一模一样。还有一款跑车的硬顶盖，听工作人员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大牌奔驰宝马比亚迪有，但奔驰宝马有了，为什么比亚迪就有了呢。

  回去的路上雨还是不小。我们在高速公路门口堵上了，一启动一刹车，一刹车一启动。根据上午英国教授的说法是三倍耗油量。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么震撼的数字，就来品尝这么频繁的体验。概念到底还是概念，脑袋不需要减少碳排放。

  九点一刻的时候，我的闹钟照常响起，我照常把他摁掉，直到九点四十的时候舅舅敲门再次喊醒我。打开手机，泱泱已经发来短信了，他是我江阴同学，也到深圳来亲戚家一个月，昨天他听说我实习很是羡慕，说也要与我体验体验。没想到我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在新闻大厦楼下等我了。

  最终我没能了却他的愿望。梁老师有事不在，钟老师说没事，于是我们就仙颠仙颠出去逛街了。这也中了他的意。我们上午随便走走，准备下午打球。这么长的时间间隔，我们决定乘地铁去没去过的地方。我们首先去了会展中心，大的像几个足球场，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展厅展出书画。

  烈日炎炎。我们徒步走去了市民中心。泱泱十分渴望去少年宫，结果它竟然不开。我跟他说，还是去享受书籍的哺育吧。结果图书馆也没开。就保安孤零零地坐在门口。那时我们翻越了数道锁住的旁门，看到保安，看到唯一敞开的大门，便不由分说闯进去了。里面黑压压的一片，灯也没开。“你们不知道今天闭馆吗。”保安神色悠闲。

  走下楼梯，一个第一现场还不知道第一连线的记者跑来采访我。问我知不知道网络遗书。我反客为主，问她，你解释解释。她跟我叽里呱啦解释一通，说什么大多是年轻人搞的宣泄的方式，哇啦哇啦问我有什么评价，我也故作深沉，很装B地扯到了价值观和信息时代。正想说什么才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被她打断了。身后的摄影师问我是不是学生，又问我是不是大学生，都得到否定答案了之后说，现在孩子真成熟。我和泱泱跑到旁边去笑了很久。

  到了三点我们去找球场的时候。恩，不堪回首。整整两个半小时，我们找了三家体育中心，几乎横跨了三个区。坐了无数趟公交车，狂奔了至少有五公里路，还浇了几分钟大雨（就这片乌云哭了，一百米以外的天晴空万丈）。最可悲的是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并且很幼稚地问司机带我们去一个最近的篮球场，司机很面善好像真的不知道，于是用超出起步价的价格在一个高架桥下把我们放下来。我们穿过重重树林终于看到了一个废弃的游乐场，美其名曰体育公园。

  最终我们再次坐上了公交车。这线路简直把我们拖入了回忆。它穿过了高架桥，穿过了中心城，穿过了市民中心，穿过了会展中心。但最后，它到达了体育馆。真有篮球场，十块钱一个人。但我们很满足，玩的很开心，直到精疲力尽。

  今天出了海。下午两点多的时候端端阿姨带我上车，我事前扯了好几层关系厚着脸皮发了一条短信要求蹭饭，没想到得到这么高的待遇。同车的还有凤凰卫视的编导胡老师，他带着一个圆形的老实眼镜，一头黑色的长发，像是研究西洋古玩的老先生。

  我们一直向东行驶。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深圳。绵延的公路，像是人造的小山坡，周围的公寓也大都褪去了八十年代的旧衣裳。胡老师在车上侃侃而谈，声音很沙哑，但不乏一种文人的气质。他说起法兰克福书展，他坐在一个老人旁边听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串听不懂的德语，走之前看他的名片竟然是君特·格拉斯。在那里你可以在走廊上碰见米兰·昆德拉。他们都若无其事地穿行在人群中。而如今的香港书展则相对冷清，名家来得少，但书都不错。

  他还特别喜欢端端阿姨对他的评价，独立文化人。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否过于朴素了。后来我发现文人中能做到独立的真的是屈指可数，而且往往独立就意味着孤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代价，才能换取片刻的自由。而由于自由的价值沦丧，更多的文人选择了体制。作协以妈妈的身份出现，她不仅需要满足你的衣食住行，更需要成为你的精神向导。用价值观来交换生活，似乎是个完美的生意。

  我们并未碰到严重的堵车。到了关外，已经很少可以看见公寓了。这里是连绵的绿色的山，还有山上更纯白的云，山在这里守着被青苔包裹的古老传说，云却不能也屹立不动，她游的很慢，依依不舍但终归要离开。云说对山说，我走了，另一个我还会来，我们拥有同样的灵魂，都轻盈不可捉摸，那你到底在等谁呢。

  我似乎总在刚刚进入自己故事的时候突然醒来。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海了。深圳竟然有蓝的这么不可思议的海，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我是那个偶然闯入的农夫，我一定不愿意回去。当我看到成群栖息在码头的帆船时，简直迫不及待。

  水手帮忙扬帆，他们拉紧绳子的时候真是帅气。近距离接触海水的感觉很棒，可以看见浮游生物从一米以下涌升上海面，一道柔美的旋转曲线。它们像是蝌蚪，但头却很小。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海浪悠悠地晃动，像是无数个海豚的鳍。我们则是一个大海豚，抬头往上看，船帆简直像是灰色的金字塔，顶端的风向标却清晰可见。再向上，就只剩下最纯净的天空了。深不可测，浮想联翩。

  时间仿佛成了风景的幕布。

  今天从一早起来（十一点）就开始做作业。这是我暑假里头一次做作业超过四个小时，算是达到了年级组长的日常要求。五点半左右章阿姨一家带我去了书城，设施很棒，书老实说不能算好。逛了好长时间，挑了两本，一本是萧红的《呼兰河传》，还有一本是我一直很想看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本书好像和《1984》并称反乌托邦的两大名作，但是表达的意思却不大一样，《1984》表达强权下的高压统治，而《美丽新世界》则描绘了人们热爱压迫的景象。

  晚上去一家扒店吃了饭，味道不如昨天的好，却也占据了市民中心好大的地皮。我看透了，深圳的店面都是这样霸气。八点去看了《唐山大地震》，相当不错的电影。很多人都哭了，确实很感人。影片很简朴，毕竟真实的历史更能唤醒真实的情愫。当时这么多的家庭就被活生生地拆散了，二十三秒，多大的毁灭啊。很直白的残忍。但事实上现实已经被影片美化了。很多时候真的只能救一个，另一个回不来。很多时候孩子真的就跟着远方亲戚走了，不会惦记着母亲执拗着下大巴。很多时候家庭只有分没有聚。最残忍的东西，影片表现不出来。但温情，依然是最珍贵的，这一点，影片也表现不出来。只有经历过的人能体会。

  我们还是应该直视历史，来面对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