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小树林会给我一种安全感。那是少有的寂静之地，除了高的令人敬畏的水杉和香樟，以及在它们庇护之下小心滋生的杂草，鲜有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小树林里总会有几道不易被轻易发现的小路，像独木桥一般的狭窄，仿佛你稍不注意，就会滑进自然的怀抱，并且永远与它合为一体了。有那么些时候，我会等人都回家了，一个人坐在树下的小亭子里，看书。每次被风吹醒时，看见的只有树叶和野花。有时却不止是风，还有飞来的虫子。我叫不出名字，却愿意看着它在我的手臂上略作停歇。有时我也愿意什么都不做，就只是靠在石椅上听歌。

  我喜欢周云蓬。那是个唱民谣的盲人歌手，有着一副令人感动的嗓音。我还记得在一次诗会上见过他。那时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娴熟地上台歌唱和拨弄吉他。我还记得他说起《赠汪伦》，说李白是唐朝的共产党员。他唱《沉默如谜的呼吸》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和沉重的力量：

  千钧一发的呼吸 / 水滴石穿的呼吸 /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在歌曲的最后，他念到一串人名。一开始我还怀疑那是一首断续的诗，后来才知道不是。直到我可以将他们全部背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我都鲜有听闻。

  叶云生,臧洁雯;洪峰,矛土;安列,齐美;晁卓洲,陆秀莲;何国锋,董大平;慕笛,张惠生;马金良,李力群;陈丽萍,梁伟;顾幻歌,尹非非;滕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辍;王实味,尤本道;北鸣,陈阿南;刘豌豆,姬晓峰;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力强,王裴,杨小燕;牛天赐,冯铿;邵飘萍,李爱国;韩盈藤,唐颖;尹春生,......

  像是一串尘封的密码，我有破解的冲动。我要认识他们。我把他们的名字打到网上，渴望借助强大的搜索引擎，知晓一切。但罕见的，数以亿计的信息显得脆弱不堪。在一遍遍的翻看之下，除了认识了写垃圾网页和广告，我几乎一无所获。大部分的名字，都消失殆尽了。有一些人，像胡兰成，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被发觉。还有少数幸运的，终于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大都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离开人世，关于他们的文字，大都也只是寥寥数笔。但仅仅是这些陈述性甚至带有预定偏向的寥寥数笔，却将我，仿佛是天生注定，不可抗拒地带回那个风卷残云的乱世之中。

  那是1926年的北京。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他并不因此觉得安全。相反，他觉得自己快走到尽头了。他曾经无数次经历过死亡和恐惧的埋伏，无数次巧妙逃脱，在逃脱之后立即向命运宣战。他从来都是个极聪明的人。十四岁即考中秀才。二十六岁就成为《汉民日报》主编。三十岁，创办《京报》。这份报纸自创立之初就成为自由主义的象征，即使它四面树敌，依然成为了真理寄托的希望。三十岁之后，他一直以多重身份付诸工作。他报道过袁世凯的丑恶，揭露过张作霖的不齿，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仅仅靠自己的聪明自保。四十岁，他却要真正地感觉自己要直面死亡了。张作霖的通缉令已经传进北京。他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太长的路了，现在是1926年，什么都未见倪端。任何人都会怕，他也会，但邵飘萍依旧以戏谑和讽刺的笔调，发表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6日，行刑日。邵飘萍对官兵们说“诸位免送”。枪决的时候他笑了。

 这是2010年。将近百年之遥。京报自七七事变之后就停刊了。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些许报纸是后退而非前进了，很多时候它成了权力与金钱的扬声器。自由在一个世纪中仍旧是许多有志之士心中追求的目标。战争早就结束了，这是个和平年代。人们不用去想那些有关生死的命题，倒是对股票和房产的行市尤为关注。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动荡显得不可想象，我们生活在一种过分的安逸和统一中。网络和电媒主宰了人们的独立思考和意识形态，人们高喊着仿佛是父辈的口号，要民族复兴，要称霸世界。沙文主义正在蔓延，与一个世纪前的凝聚不同，理智与质疑，被集体的声音湮没了。

  和平时代，想得到信息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畅销书的榜单上每一期都会有新的书目出现，很多只能被称为写手而非作家的人物被推上了主流，他们受到疯狂的迷恋，一天可以产出上万字的文字，并且像通关游戏一样，时不时地推出1.0，2.0的新版本。选秀节目也很疯狂，孩子在舞台上尽情挥霍所谓的梦想。人们被这种生活迷住了，觉得每一天都充实无比。如果说有谁还会去关注战争和那些被风吹散的名字，他一定是被时代遗弃的孤儿弃子。娱乐至死，才是最好的归属。让时光去冲淡历史，以及它的孩子们，短促的呼吸。

  鱼死网破的呼吸 / 火焰痉挛的呼吸 /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

  王实味在十九岁的时候是个典型的热血青年。那是一九二五年，军阀割立。他写了篇书信体小说，里面说道：“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那时他还很单纯，觉得正义和邪恶就是绝对的对立，以为承担起正义的使命，就可以直捣邪恶的黄龙。

   1942年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只身来到延安，并成为革命重要的一员。但他仿佛从来就没有让年龄销毁自己的执着和锐气。他连续写出了《政治家 艺术家》以及《野百合花》，成为了暴露黑暗的先驱。但他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意见，被神话的延安在他笔下成了首长们夜夜歌舞的玩乐场。这两篇文章自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党派之间斗争的砝码。一个字，也许就悬挂着他的整个命运。他难道不知道后果，还是和十九岁那样热血澎湃嫉恶如仇然后不顾一切的冲动鲁莽？不，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知道结果。

  1947年7月1日。在建党节的一天，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半个世纪后，他的儿子，到了五十五岁，才得到了帮他平反的机会。他被埋在一眼枯井之下，在国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估计早就不见了踪影。他甚至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而多少人，又会记着他，前去献上鲜花。

  怀念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代代人，总是有着天生的使命，要去继承伟大传统，信仰和意志。但一代代的传递，像是徒手接着散落的沙子，从第一代的人满怀殷切，到如今的空无一粒和不屑一顾。传统沦丧了，信念也已经无影无踪。鲜有人记起曾经那些出生入死的无名士人了，这些人曾经叱咤风云，却还是因为某个空洞的政治行为而导致了灭亡，最后历史也忘了他。战争时代成为了记忆中某个玻璃碎片，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是无法寻找它折射出来的某些光芒。

  很多人都发誓他的名字要被后代所传诵。很多人也的确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但很可惜，胜者总是极少数。政治，党派。胜利的才是正确的。失败的代价是，不论你有多大的功绩，你都要被遗忘。有时我们可以听到千万个沉重的呼吸，却一个，也喊不出名字。

  沉默如鱼的呼吸 / 沉默如石的呼吸 / 沉默如睡的呼吸 / 沉默如谜的呼吸

  一篇文章，可以轻易地招来杀身之祸。遇罗克，仅仅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出身论》，而需要去直面死亡。刚刚问世便遭遇抨击和侮辱。生命对生命的亵渎。结尾句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却仿佛是自己对自己的嘲弄。

  他没有屈服，没有认错。他本以为这是个上进，蓬勃的年代，他以为，人们会站出来为他喝彩。但没有，他低估了政权的力量，它负责安抚生命，也掌管生死。但即便一切仍可亡羊补牢，他仍然为自己而站立着。等着他们将自己的头颅摘下。

  但他并非一个完全的勇士，对于生死，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恐惧。即使是遇罗克。张朗朗真诚地还原了他。“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他想活下来。但他失败了。

  并非是消失的名字才会被遗忘。“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张郎朗说。一个不真实的存在，同样令人惋惜。

  令人更加惋惜的是，如今，太多不真实的存在已经充斥了我们的思维空间。粗暴的划分是各种斗争的精神遗产，一个人，只要不是十全十美，必定是十恶不赦。胡兰成是汉奸是薄情之夫，鲁迅从来都应是文坛无可争议的一枝独秀。历史微笑着带上面具，将真实的面目永远的遮掩。

  有时改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有时却只需要一代不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了。我并非嘲弄时代的愚昧，相反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既是传统的消失，也是另一个启程。谁也说不清我们正乘着朝向哪儿的列车。而改变的代价则是个体的悲剧。少数人被记住了，其中一些也正轻描淡写的在消失，更多的则是被永久的遗忘了。那些被遗忘的墓碑，他们在时光中沉淀下来，密密麻麻的，成为时代的岩层。

  我从小树林的石椅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远处有人在缓缓穿梭。我吹走手上的小虫子，有一天我也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名字，却再也看不到它了。泥土有一种微弱的芳香，但却是沉淀的，仿佛属于整个大地。有很小的孩子在没有目的地胡乱奔跑，还有人坐在食堂门口看天。云正以一种不被察觉的速度离开。他们都无忧无虑。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灰暗，李红豪迎来了新的机遇。他因在考试里写了一篇《草见人命》，写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教育制度而被老师遣返回家。正值高三，别人开始紧锣密鼓，他却赋闲在家写小说。媒体成就了他命运的转变。各大媒体将他的事迹搬上头版，易中天甚至写出了“若为自由故”的伟大标题。

  我前些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写的真的非常不错，即便是考试之前有准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精彩和流畅的文章，还是可以说明他相当的有才华。文章里抨击了大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小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浑然天成。其中也引用了不少名家之论，虽有卖弄之嫌，但确实能说明他有着很广泛的涉猎。

  诚然，专制主义和教育体制，确实是祸根，而且挥之不去。但我要说的是，他在考试里写出这种文章，是幼稚。如果他以此为豪， 那就是愚蠢。

  如果撇去他的才华不论，这种行为，无非是凸显了他的冲动鲁莽，毫无责任心。他丝毫没有想过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他已经高三，马上面临高考，即使教育制度再是万恶，他也应该给自己的未来买单。我并未看出他有不想上大学的意思，他也说过他很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那么他这么一意孤行地写出这种考场文章，这种希望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吗。仅仅为了他的父母，他就应该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耻辱。

  我十分支持他拥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而且他剖析的往往很到位。但在这么一个不恰当的场合意气用事，证明他没有资格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可以找杂志，可以在网络上交流，证明自己的机会并不见得少。采取这种势不两立的对峙，他想证明什么？证明自己的狂人般的放肆青春？证明自己世人皆醉的犀利思想？证明自己可以推翻整个世界？不，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证明了他只是个孩子。

  他不是个英雄，更不应该成为偶像。他有冷静客观的分析能力，但没有远见。他以为只有自己没有向体制妥协，其实他早就对自己的冲动低头了。一个没有起码控制力的人，怎么成为我们的舆论领袖？我甚至可以说，他短暂的成功，只能是命运的眷顾。他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骄傲，因为他这么做十三亿次，也许就只有这一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他也许会说我懦弱，说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愚蠢胆怯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沦丧。但我要告诉他，真正的英雄，不会在这种场合企图掀起波澜。真正的英雄，是懂得忍耐的。他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也许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但他有自己的目标，知道该怎么达到他的目的。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但不愿意轻易死去。

  如果仅仅带着嘲讽，轻藐和鲁莽来对待禁锢，那也是对自由的亵渎。

  嘲讽似乎成为了新的社会风尚。

  我没办法轻易地评判这种现象的是与非。我已深置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深置其中。不单单是网络，几乎任何媒体都以之作为各抒胸臆的主要方式。单作为表现形式而言，嘲讽显然更具有感染力。它所表现出来的尖刻和极端，被视为某种机智的体现。它又和挖苦不同，前者广泛地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后者则是某种不良情绪的发泄，两者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这一点上，它又体现出了某种正义性。

  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广泛运用嘲讽的，鲁迅当之无愧。李欧梵说，鲁迅的小说，把传统文学中的常规或管理加以嘲讽或变形，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典范。这种文学典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嘲讽的方式却开始被广泛地接受。09年的韩寒，似乎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从一个濒临留级却意外得到新概念一等奖的幸运男孩，到如今已然是一个意见领袖和大众明星，韩寒的经历多少掺杂了些传奇的成分。韩寒的文章多以对社会个人及群体辛辣的讽刺著称，玩世不恭，以一种看似很散漫的态度去直视很多严肃问题，这种态度迅速得到了广泛拥护，他的粉丝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似乎除了政府机关，全中国都在为他喝彩。

  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许知远在《庸众的胜利》中就很直白地否定了这股社会热潮。“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对于公众的不满，“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对于韩寒的写作方式，我甚至可以说有好感。我并不认为浅显直白就是轻浮的表现，当然对于韩寒，我的确不认为他可以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如果这也算是错误，白居易也该被拿出来批斗了。对于韩寒文章中灵机一动的文字，有时也确实发人深省。

  但一切仍不足以使他得到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我们可以欣赏他玩世不恭的性格，却不应该以此为傲。如果一个社会把嘲讽作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切直白的对抗和勇气都被遗忘，那未免太为过分。这也许正是许知远所说的庸众和嘲讽，“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愚蠢和怯懦”。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行动可以迅速被遗忘，温柔的隔靴搔痒却可以青史留名。这种可以全身而退的两全之策，充其量是幻想的大获全胜，像是世界杯后场的导脚，看似是在伺机而动，其实却永远无法撕破对方的防线。

  但这仅仅是庸众的错误吗。庸众之所以沦为庸众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又是因为什么。我们并非朝鲜的可怜孩子，听着国歌都会泪流满面，我们不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但为什么面对社会不公，大家都只是嘲讽嘲讽一笑了之。

  因为我们既是社会不公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我们被各式各样的网牵着，破坏任何的一支，就会打破平衡，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与其说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正面反抗，不如说我们是在逃避与自己的搏斗。

  而嘲讽，本来作为一种情绪的缓和剂，是不是又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当嘲讽被愤怒和怨恨所控制，成为了面对社会不公时产生的不良情绪，又与挖苦何异。长期浸泡在嘲讽与挖苦的糅合物里，极端和冲动就无法避免。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热潮，并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严肃与认真，正在被边缘化。

  我在李欧梵《西潮的彼岸》上读到了塞弗尔特的《瘟疫之碑》。我并不了解诗中的意象，也许只是断章取义，但它作为结尾，确实再好不过。

  我是在瘟疫教堂受洗的

  圣罗契教堂在奥沙尼路边。

  我站在奥沙尼的酒店路边

  在夜晚——我常倾听

  掘墓和抬尸首的人

  唱着他们玩世不恭的饮酒歌。

  那是很久以前，歌声早已消失；

  到了最后，掘墓的人

  终于埋葬了自己。

  老师叫我们写一个公众人物。还真是难找。我想到那些戴着巨大墨镜的男人女人，他们的身边环绕着经纪人和保镖，整天忙着突破镁光灯的八卦阵，声称拒绝一切采访，却偷偷地摆出撩人姿态。我一开始还在怀疑他们算不算是公众人物，我觉得公众人物应该是有能力左右人们的价值观的。后来我发现这种怀疑是多余的，他们说出的一句蠢话都能让一个痴情女孩改变价值观。这年头价值观可以随意被更改。我又觉得公众人物何其多，你在网上随便发个帖子，说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人能超过我。你就能成为明星。病态才是最能被接受的。

  但我并不想写这些东西。现在人们流行把生活中心一分为二，一半是娱乐，一半是文化。娱乐只是消遣方式，文化才是目的。于是就冒出来了许多文化名人。于丹开始上台给我们讲论语，她能把论语倒背如流，将每个章节讲得栩栩如生循循善诱，但这些的代价是巨额的出场费。现代的孔子是台上宣讲台下数钱。易中天也靠着另类三国红遍中原大地，他不想前者那么见钱眼开，也确实有些真才实学，但却热衷于上台臭显而不是安静地做学问，以挖苦为乐，恬不知耻。我们的大师余秋雨相比之下就沉稳的多，他的出场率远没有前二位这么频繁，名声倒也不坏。这是个非常微妙的人，所以我打算写写。

  当我还在初中的时候，所有语文老师都会向你推荐《文化苦旅》。我一度还很痴迷。只要学会了那种忽悠式的结尾，一般老师都会给高分。我对余秋雨的认识也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一开始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那时我很傻很天真，见到华丽文字就像见到了大钞，何况我们的余老先生还巧妙地以历史作为背景，这样语言就显得又华又实了。虽然我看不懂，可我还是很喜欢。我还一直很佩服他千山万水跋涉的勇气，直到现在仍然是。这种勇气在当今中国文人中太稀缺了。它是成为大师所需要的必然过程，虽然远远不止这些。

  等到我稍微有了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我发现我仍然读不懂这些文字，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怀疑作者是否能理解自己的意思。然后我陆续读了他的一些其他作品，大师的文字仍然云里雾里耐人寻味，像是皇帝的新装，给我一万年也许还很难嗅出些什么东西。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推崇他。直到几年之前，我偶然看到了一则新闻，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成立啦。我很感兴趣，于是继续往下看，我就看到大师本人声称，“这个名字不是我提的”，我那时很同情他。被人强加大师的称号，一定是受宠若惊很复杂的心情。我还希望那些提这个名字的纨绔子弟早日去掉这些肉麻字眼，别再玷污我们的文化。可几年过去了，大师二字仍旧亮晶晶地伫立着。我就有些失望了，即使大师那些号称文人雅士的忠实粉丝们仍然认为这些理所当然。

 其后大师开始发表言论了，“独自守护中华文明十余年，看着这个幼弱的孩子长大成人，终获世界承认，心里很是快慰。”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台上夸夸其谈尽显镇守雄风，把台下学者的一切努力和成就揽为己有，独自守护，还真是孤独万分。老愚评价的极是，“十余年来风光无限，俨然一尊文化守护神。这是一尊纸糊的大师。”我虽仍然看不懂他的文章，却开始对他的为人略知一二了。“诈捐门”既出，就明白了。 

  大师的确是有些真实才干，只不过没有他吹的这么玄乎而已。他确实拥有难能可贵的决心，我也相信他走遍五湖四海绝不是为钱，但我说过，在通往大师的路上，这只是一个桥段，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文人他是可悲的。他并没有他行为中所流露出的那种虚伪，也并非没有高尚的价值观，相反他对这些一定心知肚明。但他奉行的确是另一套观念。他肯定也极力想回到前者，但越想就偏离得越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已经身不由己了，太多外物左右了他的选择。从一开始他选择激流勇进，就注定了他的插翅难飞。

  雨果写《九三年》的时候，是1872年，那时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事实上，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酝酿和收集资料，然后在十年后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雨果穷尽毕生智慧和感悟的传世之作。1872年，巴黎公社刚刚失败，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枪决，法国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绝望。然而《九三年》所描绘的1793年，却是一个同样混乱，但充满希望和革命的年代。

  1793年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汹涌的年份，路易十四被推上断头台，雅各宾党的三个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分别代表了革命的三股势力，然而彼此不和，革命最终成为了恐怖统治，三人最终也相继暴毙。而《九三年》描述的，则是发生在旺代保王军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还有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朗德纳克从海岸登陆，准备在旺代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复辟行动，而拥有超人军事才华的郭万则每次都给予重重阻挠，罗伯斯庇尔派去西穆尔丹来帮助和监视郭万。最后朗德纳克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围攻，良心发现，放弃了逃跑的机会，返回大火焚烧的城堡中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则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

  雨果竭力为我们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面孔。他尽量避免自身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流露，这一点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只有时间是真实的。时间才能见证一切，绝对的善和恶是不存在的。朗德纳克作为保王党，象征着过去，同时对所有革命人士决不饶恕，但他却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勇敢和谋略，并且作为一个将军，他对一切都一视同仁。在颠簸的船上，炮队队长的失误让巨炮疯狂地破坏着船身，而队长英勇地前去阻挡最终使一切化险为夷。朗德纳克先把圣路易十字勋章别在队长的短袖上，然后把他拉出去枪毙。很多时候朗德纳克都是战场上最冷静的人，他永远是冷静地指挥战斗，不论情势大好还是被逼上梁山。

  而西穆尔丹则代表了革命，代表了未来。他曾经做过教士，也是郭万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孩子，他对郭万的爱甚于一切，但最后，他仍然没有原谅郭万的错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他执行死刑。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却拥有着一颗残暴的心。他主张将一切保王党俘虏处决，认为只有恐怖才能根本地解放思想。那时亲王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而公社的口号则是“绝不宽大”。所谓“一边是残暴，一边是血腥”。而雨果对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的描述也颇有意思。三个巨人在咖啡馆里商量计策，永远得不出一个答案，每个人都对另外的人心存猜测，马拉拥有毒刺般的微笑，丹东更像是一个不够聪明的小丑，而罗伯斯庇尔则一直是老谋深算心机重重。他们互相攻击，革命成了权力的争夺。等到马拉死了之后，原来他的敌人反而开始恭维起来了，不是因为他成为了某种精神，只是他成了更好的工具。

  相对来说，郭万是雨果所极力赞扬的一个形象，他唯一的缺点似乎就是他的太过仁慈，最终这也毁了他。他三十岁，风华正茂，拥有强大的军事才干，连战连捷，但对弱势的敌人和战俘却总是选择宽容，他对刺杀他的君主制拥护者说，“你得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最后残忍的朗德纳克听到了一位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冲进城堡救出了三个孩子。郭万再一次被震撼了，他曾信誓旦旦地说抓住叔祖后立刻枪决，但这时却又动摇了，最后他选择了放走朗德纳克，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决定。他固然出于人道放走了朗德纳克，但同时也可能伤害更多的人。但正如他说的：“一个发生在我眼前的善良的行动，使我无法看到一百个罪恶的行为......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我这么说，好像对自己不利。其实不然，我是在为自己说话。一个有罪的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也保全了唯一值得保全的东西：荣誉。”这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临死前想了很多很多，他对西穆尔丹说：“哦，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就在于：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善于思考。你要建立一个使用利剑的共和国，我要建立......我要建立一个理智的共和国。”晨光出现之前，西穆尔丹问他：“你在想什么？”“未来。”郭万答道。

  雨果所描述的这场革命充满了辩证性。一方面它倡导平等与博爱，一方面它却是用暴力和恐怖来达成美好目标。雨果为什么要描述这场你死我活却没有结尾的革命？他是想告诉我们，一切党派之间的搏斗都是多余的，不管它所代表的是进步还是陈旧，是未来还是过去。他们的本质都是人。最终的目标永远是人道。革命的起源就是对不人道的不满，如果新政权也以不人道的方式执政，它也注定不会长久。

  雨果很聪明地在开篇描述了一个故事。共和军路过森林，看见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第一句话问的是“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女人摇头说不知道。他再问，“哪个是你的祖国？”女人又摇头说不知道。她知道的只是她属于哪个田庄，她三个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其他她什么都不知道。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他们都是野外的棋子。当他们被号召被武装起来踏上战场，他们甚至不知道为谁而战。为自己的党派？他们似乎也只知道这点，但为什么？为自由？为解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只是向往平静的生活，田庄里日复一日的美丽日落，晨曦下拂动的麦穗。他们盲目地参与，然后无辜地死去。

  发生在九三年的一切或许壮丽，或许引导了之后世界性的颠覆。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记住了巨人的名字，而忘记了他们身后那些一无所知的赴死战士，和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北岛是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了这种问题。但很多时候我只能回答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另一个时间里的，陌生诗人。

我模糊地记得长辈们说，北岛是一个时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可是他仿佛已经和屈原一样遥远了。关于这个时代，我们从未经历过，经历过的人也鲜有提起。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它似乎被完全遗忘了。

要不是书店冷门书柜上的《七十年代》，或许我眼中那个时代的标志，仍然只是文革和开放，四人帮和邓小平。如果不是作者里的一长串有的名单，我或许仍对它不屑一顾。是北岛，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柏桦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名字似曾相识。我零星读过他们的书，但却都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翻看之后，我却热血沸腾。真挚的笔触把我带到了那个愚昧的纯真年代。我听到文革时北岛在去工棚取铁锹的路上兀自呐喊我不相信，陈丹青幸亏年轻的无奈感叹，穆旦的意志之光，“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还有梁漱溟“在生命终点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世界会更好吗”。

世界会更好吗。我怎么回答。我从记事之初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对从前一无所知。这个是个应接不暇没有方向感的时代，什么都在变，亘古的东西也开始被动摇和怀疑了。这又是个个人沉睡的时代，像《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人们自发热爱压迫一样，我们很容易就被带进意识骗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暴力和强权中呐喊，而是主观地顺从和接受。自由是被被不断强调的产物。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从来没有衡量标准。我又何尝不是一直“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

但谁又能回答。谁都对此模糊不清。我们的确拥有了多了太多的言论自由，但从前的纯真和道德约束却一去不返。时代和时代之间没有孰优孰劣的可比性，与其说它一直在变，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变过，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变的只是权力，秩序，自由的表现形式。谁都无法回答，就连经历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像《1984》中酒馆里的老人，他抱怨用公斤来做酒的容积单位，他说他们曾经的时代用的是品脱。但当真正问他关于从前时代的故事时，他却往往只能拾起这些琐碎，渺小的记忆。太少有人能始终如一地保持清醒和客观了。

北岛们难道不是时代转换的牺牲品吗。昨天大街小巷都还在吟唱他们的诗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忘了他们。除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诉说着真理，其它都变了。从前那批轰轰烈烈的青年人在变老，是读者也是他们自己。商业化的社会正间接地改变他们。七十年代的北岛永远只是七十年代的北岛了。现在的北岛，即使学富五车，对着记者说“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也绝写不出那时的《回答》了。所以北岛在文章的最后会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但时代不会消逝。它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不断会有人触摸到那个狂热，纯真但愚昧的年代。并为那时他们起身鼓掌。他们为我们再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身躯，躁动的灵魂。那时不止有政治斗争和改革开放，也有会唱歌的诗人，偷偷写小说的青年，干校劳动自取其乐的张梦得们。他们才是时代的主人和标志。

永远的七十年代。青春真美。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喜欢谈论“天下”，哪个雄才的人得了天下，哪个悲情的人又失了天下。我们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天下。虽然我们也有国界的概念，站在国界边上还是可以看见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但那不碍事，国土之外，就是蛮族。

  事实上我们也曾一度得到过天下，我们最喜欢拿来说事的就是汉唐，那时普天之下谁与争锋。这个梦到十三世纪被打破了。一支来自北方的蛮族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下子成了下等人。那个汉唐的鼎盛民族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了，除了些礼仪教条和血统——我们很喜欢拿血统当回事，事实上它不值一提。

  除了这两者，还有一样东西顽强地活了下来，就是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从未认为天下会花落别家，但就连这种单纯的想法也被打破了。十九世纪，占领我们这儿的蛮族被西边更远方的蛮族赶走了，我们也连带承受接连的耻辱。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无力反抗了。

  战乱不休，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片土地才恢复了稳定。一群充满理想气质的领导者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这与其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再生，不如说是一个新民族的形成，即使我们仍旧保留着教条，血统，当然还有自豪感。这时我们知道天下不止在中国了，于是就开始回忆，曾经，天下为我们所有。

  回忆与现实的反差总是催人上进。开始我们渴望用最短的时间爬到顶端，却摔得不轻。这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了混乱和纷争，曾经的荣耀蒙住了他的眼睛。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天下，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三十年的时间让他恢复了理智，他开通了贸易，接受了新事物，思想上也不像从前那样戒严了。又一个三十年，他仿佛开始拥有一个举重若轻的新身份了。为了这种身份，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传统断裂了，环境遭到了考验，古老文化与信息世界的对冲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价值体系------

  但他得到了，终于得到了这个身份。哥本哈根会议，金融危机为他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舞台，他终于有资格向世界叫板了。六十年的努力与等待，不就是为了此刻吗？他要让全世界盯紧屏幕上的奥运鸟巢，看世博会的门庭若市，他要代表所有被欺凌过的国家说话------久违的自豪感又来了。

  这股强大的自豪感成为了一种向心力，原本混乱而迷茫的社会有了一股共同的声音——我们日新月异了，强大得无可媲美，我们要让曾经带给我们耻辱的国家感受耻辱的滋味，我们要复仇------贸易和政治上，我们也迅速地显示出强硬的姿态，在铁矿石价格僵持不下时，胡士泰意外地落入了法网；信息巨头Google也遭遇到了权威的挑战，至今仍后果未卜；英国和日本的毒贩先后被处决，对方政府的谴责与遗憾被置若罔闻，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他们代表的仿佛是一个世纪前的暴力和侵略------我们有做主张的权利，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身份需要彰显，而彰显的代价是——一群群人迅速地出现，然后迅速地消失。这些名字也许曾短暂地引起轰动，但同样快速地被遗忘了。胡士泰，刘晓波，许志永，阿克毛，赤野光信------他们有些是无辜甚至大义凛然的，有些则是无恶不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这个国家彰显身份的铺路石，是必须要牺牲的代价。

  最终力拓妥协了，半年的争斗仿佛从未发生过，一切只是一场误会；Google没舍得彻底退出，先回香港短暂地对峙；日本和英国也不再吵吵嚷嚷。大家都双赢了，合作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了吗？还是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迷茫？我们毕竟还应该认识到，天下不在我们手里。这样执着，强势的追求，渴望用最短的时间成为第一而忘乎所以，我们 并不是没吃过教训。压抑了太久的自尊心，终于得到了机会证明，但有必要这么操之过急吗？如果让盲目和狂热成为了社会主流，那我们与曾经闭关锁国的泱泱清朝又有何相异。

  若再回到出发点，身份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因为这只是敏感的自尊所造成的虚荣，为我们带来短暂而脆弱的满足感。

     不少次我过马路都让飞驰的出租车倏地刹车，后面又堵得望不到尽头。他们像是对自己的停下感到愤怒，争相向我按喇叭以发泄不满。于是我也不得停下，只能加快脚步向前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喧杂而拥挤的世界里独自穿行，走的越远就越发现，原来这里和想象的不一样。

    我才十六岁，却已经记不清自己多长时间不曾幻想了。我记得小时候我想当一名船长，或是一个善良的海盗，在蔚蓝大海上缓缓漂浮，视线的尽头有一座美丽的小岛，椰子树比山坡还要高。后来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坐了真正的船，却渐渐对它冷淡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抹灭美好幻想的，往往是真相。

    太多美好被抹去了。有些还可以大海拾贝，有些却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我模糊地记得，有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书架上胡乱摸索，找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看到窄窄书名的时候我久违地发了阵呆。一片金黄色。风起的时候齐齐地转头。画面的左边有一个矮小的稻草人，它的脸被孩子们刻上了一个巨大的笑脸。很久我才清醒过来，眼前却一无所有。

    我欣喜地向下阅读，渴望找到描写麦田的片段，我想知道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一生。幻想能给予人感动，而这种感动如今也只能在书中有丝毫寻觅。我飞快地翻阅，可直到结束，书中也没有关于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丝毫描述，我看到的只有一个落魄少年短暂而失败的流浪，他被室友欺负，愤然出走，在纽约的夜总会里闲逛，还在宾馆里遇上了一个讨厌的妓女，外面的世界没有给他任何的惊喜，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挥霍光阴，就连他最敬佩的一名老师——他收留了我们的主人公霍尔顿——但这老师却竟然还是个同性恋。如我一样，全书唯一提到麦田的，也只是霍尔顿片刻的无聊幻想。最后流浪失败了，他回了家。

    我没有收获到我想要的，却在放下书的一刹那感到了一阵巨大的震颤。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正独自穿行。显然，霍尔顿比我更有勇气，为了心中那个荒诞但并未泯灭的梦想，选择了流浪。但背叛的代价也更大——他看到的是更丑恶的现实，他非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那片麦田，还让它被黑色洗刷了。故事的最后他被自己的妹妹所感动，为了她选择回家。这的确是个温暖的结局，在我看来却是个悲剧——流浪就此终结，他再也没有寻找的勇气。麦田消失不见了。

    每次洗完澡，蒸汽都早已模糊了浴室的镜子。小时候，我很珍惜这种时刻，我会小心地用手指在上面笔画，画一艘船，下面是浮动的波浪，船头伫立着一个很抽象的船长。然后我会后退一步，久久地盯着这幅画面，直到蒸汽慢慢褪去，镜中的自己重新浮现，那双水灵灵的眼睛写满了失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习惯性地用脸布将蒸汽擦去，照着镜子抹平自己的头发。有一天我突然停住了，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那么苍白，那双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光泽了。

    霍尔顿的老师教导他，“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它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时他疲倦极了。他流浪了不少天了。之前他在出租车上问司机，中央公园浅水湖的鸭子到了冬天都去哪儿了，是被卡车运走了还是自己飞去南方了。司机回过头来大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样的傻事！

    到底是谁改变了我们，是长者，是时光，还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成熟是一次次屈服的过程么。世界太五光十色，目不暇接，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跟不上风驰电掣的节奏，就意味着灭亡，而为了接受，幻想被迫退出。天真是幼稚的，堂吉诃德是马路中央的小丑。

    如果我们能像霍尔顿这样，或许还不枉此生。他愿意为了他的事业英勇死去，即使他的梦想遥不可及。他说，“我老是想象，有那么一大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但正如他老师所说，他实在太不成熟了。他不知道这需要多大的代价，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搅乱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更多选择的是临时的重温。那时我会站在南面的阳台上，闭上双眼，张开双臂，现在我就是船长，我站在船头，风透过我的身体。

  吕东现在还在营口看守所。几个月前他还在赌场上生龙活虎，他熟悉球场上下一切的风声，却对自己即将被捕一无所知。他是风暴开始首个被判刑的足球人。他也许会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年年有风暴，年年有替死鬼，今年偏偏轮到了他。想到这里他又也许会感到不公。从来都是他们这类人成为成为亮出来的靶子。看似罪孽深重，实则无关紧要。

  他曾经是辽宁十连冠的功臣，退役之后开始赌球，赌到后来坐了庄，稳赚不亏。他在圈内有绰号“老八”，前七位至今还没有下落。他算是个聪明人，依靠广泛的人脉控制了比赛。但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黑夜里看守所的墙壁，也许可以作为回忆的幕布。如果不带主观情感，故事的开头会是段比较辉煌的体验，等到回忆逼近现实，他才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落差感。然后，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因为你无关紧要。因为你还不够无耻。

  你还不够无耻。赵牧曾经这么评价香港队。当时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7：0大胜香港队，还是由于净胜球出了局。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球迷们纷纷讽刺足协的数学水平堪忧。多少次球迷就这样一哄而散，他们不过是唏嘘一下如今的物是人非，或是把国足当成一个低俗的玩笑，似乎他们连耻辱也不配承受。与其说球迷们还忠于足球，不如说他们更多时候想看笑话，偶尔思念一下略有溢彩的旧日曾经。他们似乎对于现在没有了任何感情，也许是厌恶了那样的激情岁月，每一次歇斯底里的呐喊不过是隔靴搔痒，让足协吐出个不大不小的泡泡。

  今年他们没有再做尝试，足协却吐了血。

  南勇，杨一民被刑事拘捕。作为足协最硬的两个人，他们曾回应了体育总局的要求，“坚决反对足球比赛中的违反体育道德和违反法律的不良行为，坚决拥护有关部门的抓赌打假行动，并将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我看到那时图中的南勇西装革履，目光炯炯而坚毅，他的身后是以绿色为背景的足协标志。他们渴望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扫赌，然后适可而止。

  但这次的风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尺度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它原本也许只是一场闹剧，或许根本没有幕后策划者。但随着推波助澜，它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是时候该出口气了。先把最高层绑起来。要记录，我不信你一身正气。但这仅仅是出口气。没有人知道之后事态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中国足球将来怎么走。原来笑话一般的存在，现在需要人去承担。就像愤怒的人民推翻了独裁者，但他们找不到其它的方式去统治国家，于是成为了新的独裁者。现在足协人去楼空，56岁的韦迪火速上任，如此仓促，他不会是真正的改变者。“只是因为太多的事情需要延续，联赛不能耽误，尤其不能影响国家队参加迫在眉睫的东亚四国赛”。

  那么是谁呢，改变者是谁呢。谁也不知道。但我们至少能模糊地得到一个积极讯号，反腐已经开始，从足球开始。这场运动原本的出发点只是扫赌，但却意外地偏离到了反腐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对于事态之后发展的迷茫而做的心理安慰，还是第六感的暗示。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是南勇从表态扫赌决心到自己被抓住这么短还是无比漫长。我只知道改变总是对的，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再怎么艰难，也要比让这个庞大的黑色系统继续安然运行下去要好得多。

  吕东在看守所里应该能弄到一份报纸，或许得到的时候已经被蹂躏不堪。他看到南勇被捕时会是什么感受，他会不会涌上一股巨大的惊讶。他又会不会平静下来，感到事情的必然性，感慨时间的仓促。如果他还有些良心，他会不会悄悄地为之振奋。

  南勇被关进了看守所。他曾经是著名的铁腕，雷厉风行。但他即将被关进更为无情的牢笼，这是一辈子也偿还不了的债。他是个大人物了。这和以前不同。但他只是足坛的大人物，一张巨大网络上的显眼节点。在这张网络上，他仍然无关紧要。

  但这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一个正在终结，另一个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