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最近很忙,发张照片以飨读者。
——江阴90后强力后援团现场发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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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格纳的音乐失去节奏,当教堂的蜡烛开始颤抖,当层叠的炮灰盖住常青藤,是谁在残桓断壁下兀自祈祷,是谁在战场上心生怜惜,又是谁在河边浅唱,孤独却坚贞不渝。
德意志需要救赎。因为节节败退而岌岌可危的国家需要救赎,因为誓言而不得不血洒疆场的战士需要救赎,因为错误信仰而善恶感错误的人民需要救赎。
他们于是挺身而出。上有独裁下有反抗。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亲友。他们不被相信为救赎却被认为是民族的背叛者。他们没有朋友只有自己。他们孤独却坚贞不渝。
他们为了人类而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选择了救赎。为了救赎,他们甘愿牺牲一切。
他们选择刺杀希特勒,人民眼中的神。一次又一次,不知道有多少人牺牲于此。他们放弃了与希特勒成为亲信的机会却换来了死亡。他们前赴后继,直到大局已定,希特勒的德国必定会毁灭,他们依然未曾停歇。
刺杀在此时早已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兴革。它迟早会被推翻。他们只是为了证明:德国人,不全是希特勒。
他们举着双拳,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反抗。
那些政变的谋划者,那些独自憎恨独裁的青年,那些刺客。那些失败的,那些等到光明的。那些被记住的,那些没被记住的。他们都曾经反抗。
这就是德意志的救赎,一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荣誉,价值与尊严而发起的救赎。
德意志最终实现了它的自我救赎。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使它一度犯错。
当碟片里的音乐找回旋律,当教堂的蜡烛恢复平静,当翠绿的藤蔓攀上窗户,是谁在桥下感伤地吟唱,是谁在秋千的摇摆里忘却了时间,又是谁一路行走,陌生却又始终微笑。
在北广场汽车站下了车。
眼前是一个灰黄得让人畏惧的世界。悬浮在空气中的尘土肆虐地乱舞,黄沙像风暴一样地迅猛。远处,古旧的居民楼显得颓败,窗外的衣架上堆挤着密密麻麻的衣服,却因为肮脏而显得长久无人问津。人流涌动,路旁有小贩卖煎饼,油在锅子里翻滚腾越;人流涌动,电线杆下有人发交通图,却因为生意不好而眼色无光;人流涌动,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都是一闪而过,在记忆里轻微地沉淀,然后忘记。
我倒背着包奔跑着去买回家的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盯着我,或是我的包。我只想快点买好票,坐上车,离开这个令人烦乱的地方。
1:05的票,买好麦当劳,还有20分钟。
我坐在候车室里,抱着自己的包,吃着薯条,看着人来人往,人们在这里总是匆匆而过,不肯停下,也不敢停下。
有一个还不到椅子高的小男孩不经意间到了我跟前,他看起来顶多五六岁,身上包着厚重的黄色棉袄,头发很短但很乱,脸色白里透红,极像西北的孩子。我知道他肯定是羡慕我的薯条,但我知道我不能给他,因为我知道在这里,再小的孩子也可能欺骗。
但他却是紧紧地抓住我的包,想拉,却被我紧紧抱住;再拉,依旧没有用,五六岁的孩子,毕竟抵不过我。我有些察觉,我对他摇摇手说不要,他呼哧地一下放开了,双手悬荡着显得无力。
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依旧是微张,面色依旧是白里透红,微显得憔弱。似乎唯一在动的只有眼神。
然后我注视着他的眼神,他先是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不带任何情感。随即他的眼神开始游动,左右地游离,一种很复杂的游离,好像是很交错的心理活动,又好像什么也没有。
当他的眼神又重新回到我的座位时,却发现我已经离开,他开始扭动脖子寻找,他看到了我。我坐在另一个位子上,离原来很远。我也在看着他,我以为他会过来,缠住我,做出相同的举动。但他没有。他扭回了脖子,看得出他的眼神又在游离。人群匆匆地涌过,他是在看谁呢。
一个女人跑到了他跟前,打了他一下屁股。但愿这只是代表一个母亲对孩子做错事的不满。然后他们离开了,女人拉着孩子,孩子跟着女人的匆匆脚步,女人的手里还有一袋方便面,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可似乎还没拆封。我突然想起孩子游离的眼神,那样深刻于我的记忆。他一定不会在看那匆匆的人群,他是在看身后的女人么,看她却又不敢么。还是谁也不在看,只是犹豫,只是害怕。这是个陌生而拥挤的世界。窗外的车一辆辆驶走,驶向远方。他是在想远方么,即使他还太小。
这只是猜测罢了。我其实在最初就想帮他,或许是给他几根薯条。但我不敢。
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就坐在我对面。孩子在爬比他高的椅子,爬到一半跌了下来,哭了,女人撇过头去似乎不管。他的哭声更响。我突然有些释然,这个简单的行为让我知道他的确还是个孩子,他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女人最终还是跑过去抱起孩子,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孩子止住了哭声。女人突然看着我,我看清了她的相貌,和孩子的面色相同,也像是西北人。她穿着一双并不干净的运动鞋。我左右张望假装没看见。
我起身,该是上车的时间了,1点,手机上的时间。有人已经高喊着去江阴的检票。
我坐上车。我突然又想起那个小男孩,他还没有凳子高。但愿他只是贪玩,只是不知所为,但愿有一个人,或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帮他。我突然有些自责,我的纸袋里还有些剩下的薯条,已经冷了。
我们都在路上,走的路却不同。
这个星期还是波澜不惊。不考试,什么事都显得波澜不惊。考了试这个波浪就起来了,站在浪尖上的人觉得刺激,吞在浪里面的人恨铁不成钢。
早上的广播还是一如既往的长。六点就开始放上海新闻,我却总是在六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醒来,一醒来就听见人民广播电台做的大型节目“跨越西藏历史五千年”的背景音乐,先是一个雄厚的男低音“咱们西藏亚拉哟”,然后是几个尖细的女声“亚拉哟,亚拉哟”。听习惯了还觉得挺好听。顺着这个节奏叠被子,往往很有效率。
刷牙的时候主题差不多就出来了。讲述西藏怎样从农奴社会转变成自由社会。每天总是这一个主题,只是角度不同罢了。不过听这些故事总是要比在江阴听越听越吵的铃声幸福的多。
即使离学校只有寸步之遥,我也总是只能做第二个到班级的同学。当我匆忙地放下书包,总是可以看见我同桌一个人伫立在窗口,凝望着窗外的来来去去,不知在守候谁方伊人。他也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虽不知道他贪不贪黑,但由于他如此的起早,我有时会很纳闷。我不禁又想到他要熬过多少漫长的四十分钟上课,换来如此短暂的十分钟下课。
说到这十分钟,他们的活动倒确实是不少。一开始他是和我前面的一位前十名去三楼的厕所换男厕所和女厕所的牌子,后来由于三楼的厕所实在太臭,他们也就取消了这个活动,转战二楼,二楼是日韩班学生。他们就把男厕所的门锁住。以观察外面日韩学生红涨着脸敲门为乐。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国际纠纷。一位韩国学生用中文对他们说:上去!我们班那位前十名便义愤填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因为活动比较低俗所以我从来不参加,但我发现他们的下课确实过的比较充实。同时我也发现不管他们飞得再高再远,厕所始终是他们的坐标。
周五晚上爸妈来上海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路上出租车司机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生活的见解。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很能说。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人人都信佛信教,世上就不会有小偷小摸了。
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信仰的确是约束人行为举止的一种方式。但狗急了毕竟也会跳墙。
上海的生活差不多都已经习惯了。学校已经开始进入了复习的阶段,反而觉得不累了。
每天的早饭总是在晚上就买好,两个面包,一袋牛奶,一个面包是新摆上超市货价的新面包尝尝新鲜,另一个则是我一直信赖的面包用来以防第一个面包的万一。早饭加起来七八块不等,比原先早晨吃小笼包子的三块五贵了不少。
我之所以不再吃小笼包子,一是因为实在吃得太厌,二是因为小笼包子的食品质量不高,江湖上时常有出状况的传言,三是因为每当我晚起来一些或是门口值勤学生早来一些,我出校门不戴红领巾总会被他们记下,给班级扣分。于是我干脆就在宿舍吃好早饭不出校门直接去教室。我至今仍然不明白在上海为什么一个初三的学生还要戴红领巾。
然后就上课上课上到晚上五点四十,回宿舍,换去校服,免得被人看见以为我在逗留。于六点到达食堂,吃剩饭剩菜,这个时候食堂基本已经开始打佯了,人烟罕见,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去食堂,因为这个是个高中食堂,不认识人,感觉人人都会用很异样的眼神看我,这个时候去就会轻松一点。不用排队,有时还可以吃到热的小笼包子和粉丝汤,但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任何我可以勉强下肚的东西都会被卖光。
然后再作业作业到八九点,如余下时间就做做难题,背背书,九点一刻出去买早饭,买好早饭会和爸爸妈妈打至少二三十分钟的电话,把白天少说的话都说出来,有的时候一看说了四十分钟了,会有些后悔,要是这四十分钟用来做题可以做出多少的难题啊。
但至少心情舒畅了,生活还是会有沸点的。作为一个旁听者在高一舍友的谈笑风生中入睡。
想着星期六又可以回家,想着坐上拥挤的大巴,吃着满袋的麦当劳。想着一定可以考上好的学校。在憧憬和微笑中结束严肃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