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的刘汉黄,安静地坐在法庭内接受采访。他的眼神并不算澄澈,明显有哭过的痕迹。但照片上他是那么努力地盯着前方,冷静而执着。从这里我难以想象6月15日时他拿着水果刀杀死两人重伤一人时愤怒扭曲难以抑制的神情。他用没有手掌的右肢夹住死缓判决书,那上面依稀可以看见他左手用力而工整的签字。三联生活周刊上这么形容他,“他是唯一不用戴手铐的死刑犯”。
去年9月26日,未经任何培训匆匆上岗的刘汉黄被巨大冲床砸断了三根手指,未经及时医治使他失去了右手腕以下所有部分。今后的10个月,他不断地上门总经理要求合理赔偿,从来都是被冷眼相待或是像狗一般地被赶出去。6月25日,三名老板再次将他踢出了厂外,“刘汉黄跌坐在地上,头上又挨了两拳”,他突然站起来,左手从腰中掏出了刀。
三个月后的东莞看起来并未显得人心惶惶,大家已经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荒诞是这座没有灵魂的城市的主旋律,短时间的风平浪静反而会令人感到不适。这里的夜晚依旧光怪陆离。几名高中生模样的青年聚在角落里抽烟。穿着暴露而低俗的男女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头发蓬乱的孩子们站在喧闹的服装店窗外,灯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却凸显了他们目光的无神。街上看不见本地人,却挤满了五湖四海的打工仔。他们曾经是多么踌躇滿志地来到这里,渴望重演流言中的暴富神话,却这么快的被这里同化,学会疲惫地挥霍人生。
马路上一闪而过的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面坐着的老板,从不正眼看人”。 他们在东莞如此混乱地并存着。到处都是挥金如土的大腹便便和他身边连土都买不起的工人们。农民工貌似主导了这个城市,到头来还是被这个特定阶层当作蚂蚁一般地使唤。
这群蚂蚁,在柏林墙倒下的第二十个年头,突然地爆发了。先是通钢,愤怒的工人硬生生地打死了总经理陈国军。再是6月25日,一只手,对抗命运的惨剧。如果你足够仔细,你会发现他们要的实在少的可怜,不过是一些刚刚满足温饱的可怜保障。他们实在已经忍无可忍。
这个曾经最骄傲的群体,曾经缔造了一个三十年中国奇迹的人群,一个为经济贡献每天超过十五个小时不间歇劳动力的人群,在默默地忍受了冷眼和嘲讽,轻视和侮辱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连最基本的生存也满足不了。他们酷似奥威尔《动物农庄》中的老马“拳击手”,他们也对国家有足够的忠诚。但在生存面前,理智的底线迟早会被打破。社会矛盾就这么不堪目睹地发生了,它大面积地席卷,激烈不可阻挡,即使我们不断做着无力的掩饰。刘汉黄不会是最后一个。太多的刘汉黄正躲在不满十平米的小屋里迷惘,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被侵害,他们也曾怯生生地向叼着烟的老板索要赔偿却被扫地出门,他们只是还未达到底线。
这是该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正在对这个庞大的人群做什么。他们为我们输送了充沛的劳动力却一无所得。他们也许花去了全部的家当来到陌生城市,最大的奢望也许只是一顿酒足饭饱。舆论和政府需要站出来,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不仅仅是委屈求全向受害方道歉,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反省和一纸空虚的两年死缓,他们需要的是拯救更多隐藏着的受害者,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变革,需要的是诚实和信念。六十年前天安门的高昂宣言似乎与如今背道而驰了,我们如果连回头的勇气也没有,怎么去肩负。
--刘汉黄说:“我不想给别人一种印象,好像我是在讨别人的同情。”
--刘汉黄贵州的弟弟刘汉禄说:“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台商家属拒绝采访,他们更换了“不称职”的保安和厂里所有的贵州籍员工。
如果你安静地听,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上,其实隐藏了太多无力的呻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听见,我们只是刻意捂住了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