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小树林会给我一种安全感。那是少有的寂静之地，除了高的令人敬畏的水杉和香樟，以及在它们庇护之下小心滋生的杂草，鲜有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小树林里总会有几道不易被轻易发现的小路，像独木桥一般的狭窄，仿佛你稍不注意，就会滑进自然的怀抱，并且永远与它合为一体了。有那么些时候，我会等人都回家了，一个人坐在树下的小亭子里，看书。每次被风吹醒时，看见的只有树叶和野花。有时却不止是风，还有飞来的虫子。我叫不出名字，却愿意看着它在我的手臂上略作停歇。有时我也愿意什么都不做，就只是靠在石椅上听歌。

  我喜欢周云蓬。那是个唱民谣的盲人歌手，有着一副令人感动的嗓音。我还记得在一次诗会上见过他。那时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娴熟地上台歌唱和拨弄吉他。我还记得他说起《赠汪伦》，说李白是唐朝的共产党员。他唱《沉默如谜的呼吸》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和沉重的力量：

  千钧一发的呼吸 / 水滴石穿的呼吸 /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在歌曲的最后，他念到一串人名。一开始我还怀疑那是一首断续的诗，后来才知道不是。直到我可以将他们全部背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我都鲜有听闻。

  叶云生,臧洁雯;洪峰,矛土;安列,齐美;晁卓洲,陆秀莲;何国锋,董大平;慕笛,张惠生;马金良,李力群;陈丽萍,梁伟;顾幻歌,尹非非;滕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辍;王实味,尤本道;北鸣,陈阿南;刘豌豆,姬晓峰;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力强,王裴,杨小燕;牛天赐,冯铿;邵飘萍,李爱国;韩盈藤,唐颖;尹春生,......

  像是一串尘封的密码，我有破解的冲动。我要认识他们。我把他们的名字打到网上，渴望借助强大的搜索引擎，知晓一切。但罕见的，数以亿计的信息显得脆弱不堪。在一遍遍的翻看之下，除了认识了写垃圾网页和广告，我几乎一无所获。大部分的名字，都消失殆尽了。有一些人，像胡兰成，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被发觉。还有少数幸运的，终于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大都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离开人世，关于他们的文字，大都也只是寥寥数笔。但仅仅是这些陈述性甚至带有预定偏向的寥寥数笔，却将我，仿佛是天生注定，不可抗拒地带回那个风卷残云的乱世之中。

  那是1926年的北京。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他并不因此觉得安全。相反，他觉得自己快走到尽头了。他曾经无数次经历过死亡和恐惧的埋伏，无数次巧妙逃脱，在逃脱之后立即向命运宣战。他从来都是个极聪明的人。十四岁即考中秀才。二十六岁就成为《汉民日报》主编。三十岁，创办《京报》。这份报纸自创立之初就成为自由主义的象征，即使它四面树敌，依然成为了真理寄托的希望。三十岁之后，他一直以多重身份付诸工作。他报道过袁世凯的丑恶，揭露过张作霖的不齿，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仅仅靠自己的聪明自保。四十岁，他却要真正地感觉自己要直面死亡了。张作霖的通缉令已经传进北京。他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太长的路了，现在是1926年，什么都未见倪端。任何人都会怕，他也会，但邵飘萍依旧以戏谑和讽刺的笔调，发表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6日，行刑日。邵飘萍对官兵们说“诸位免送”。枪决的时候他笑了。

 这是2010年。将近百年之遥。京报自七七事变之后就停刊了。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些许报纸是后退而非前进了，很多时候它成了权力与金钱的扬声器。自由在一个世纪中仍旧是许多有志之士心中追求的目标。战争早就结束了，这是个和平年代。人们不用去想那些有关生死的命题，倒是对股票和房产的行市尤为关注。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动荡显得不可想象，我们生活在一种过分的安逸和统一中。网络和电媒主宰了人们的独立思考和意识形态，人们高喊着仿佛是父辈的口号，要民族复兴，要称霸世界。沙文主义正在蔓延，与一个世纪前的凝聚不同，理智与质疑，被集体的声音湮没了。

  和平时代，想得到信息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畅销书的榜单上每一期都会有新的书目出现，很多只能被称为写手而非作家的人物被推上了主流，他们受到疯狂的迷恋，一天可以产出上万字的文字，并且像通关游戏一样，时不时地推出1.0，2.0的新版本。选秀节目也很疯狂，孩子在舞台上尽情挥霍所谓的梦想。人们被这种生活迷住了，觉得每一天都充实无比。如果说有谁还会去关注战争和那些被风吹散的名字，他一定是被时代遗弃的孤儿弃子。娱乐至死，才是最好的归属。让时光去冲淡历史，以及它的孩子们，短促的呼吸。

  鱼死网破的呼吸 / 火焰痉挛的呼吸 /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

  王实味在十九岁的时候是个典型的热血青年。那是一九二五年，军阀割立。他写了篇书信体小说，里面说道：“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那时他还很单纯，觉得正义和邪恶就是绝对的对立，以为承担起正义的使命，就可以直捣邪恶的黄龙。

   1942年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只身来到延安，并成为革命重要的一员。但他仿佛从来就没有让年龄销毁自己的执着和锐气。他连续写出了《政治家 艺术家》以及《野百合花》，成为了暴露黑暗的先驱。但他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意见，被神话的延安在他笔下成了首长们夜夜歌舞的玩乐场。这两篇文章自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党派之间斗争的砝码。一个字，也许就悬挂着他的整个命运。他难道不知道后果，还是和十九岁那样热血澎湃嫉恶如仇然后不顾一切的冲动鲁莽？不，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知道结果。

  1947年7月1日。在建党节的一天，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半个世纪后，他的儿子，到了五十五岁，才得到了帮他平反的机会。他被埋在一眼枯井之下，在国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估计早就不见了踪影。他甚至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而多少人，又会记着他，前去献上鲜花。

  怀念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代代人，总是有着天生的使命，要去继承伟大传统，信仰和意志。但一代代的传递，像是徒手接着散落的沙子，从第一代的人满怀殷切，到如今的空无一粒和不屑一顾。传统沦丧了，信念也已经无影无踪。鲜有人记起曾经那些出生入死的无名士人了，这些人曾经叱咤风云，却还是因为某个空洞的政治行为而导致了灭亡，最后历史也忘了他。战争时代成为了记忆中某个玻璃碎片，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是无法寻找它折射出来的某些光芒。

  很多人都发誓他的名字要被后代所传诵。很多人也的确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但很可惜，胜者总是极少数。政治，党派。胜利的才是正确的。失败的代价是，不论你有多大的功绩，你都要被遗忘。有时我们可以听到千万个沉重的呼吸，却一个，也喊不出名字。

  沉默如鱼的呼吸 / 沉默如石的呼吸 / 沉默如睡的呼吸 / 沉默如谜的呼吸

  一篇文章，可以轻易地招来杀身之祸。遇罗克，仅仅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出身论》，而需要去直面死亡。刚刚问世便遭遇抨击和侮辱。生命对生命的亵渎。结尾句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却仿佛是自己对自己的嘲弄。

  他没有屈服，没有认错。他本以为这是个上进，蓬勃的年代，他以为，人们会站出来为他喝彩。但没有，他低估了政权的力量，它负责安抚生命，也掌管生死。但即便一切仍可亡羊补牢，他仍然为自己而站立着。等着他们将自己的头颅摘下。

  但他并非一个完全的勇士，对于生死，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恐惧。即使是遇罗克。张朗朗真诚地还原了他。“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他想活下来。但他失败了。

  并非是消失的名字才会被遗忘。“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张郎朗说。一个不真实的存在，同样令人惋惜。

  令人更加惋惜的是，如今，太多不真实的存在已经充斥了我们的思维空间。粗暴的划分是各种斗争的精神遗产，一个人，只要不是十全十美，必定是十恶不赦。胡兰成是汉奸是薄情之夫，鲁迅从来都应是文坛无可争议的一枝独秀。历史微笑着带上面具，将真实的面目永远的遮掩。

  有时改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有时却只需要一代不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了。我并非嘲弄时代的愚昧，相反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既是传统的消失，也是另一个启程。谁也说不清我们正乘着朝向哪儿的列车。而改变的代价则是个体的悲剧。少数人被记住了，其中一些也正轻描淡写的在消失，更多的则是被永久的遗忘了。那些被遗忘的墓碑，他们在时光中沉淀下来，密密麻麻的，成为时代的岩层。

  我从小树林的石椅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远处有人在缓缓穿梭。我吹走手上的小虫子，有一天我也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名字，却再也看不到它了。泥土有一种微弱的芳香，但却是沉淀的，仿佛属于整个大地。有很小的孩子在没有目的地胡乱奔跑，还有人坐在食堂门口看天。云正以一种不被察觉的速度离开。他们都无忧无虑。

   一群朝鲜孩子在树荫下歇息。他们结对来到万景台，这里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故乡。 空气很不错，有树叶的味道。无非是一座矮小的民居，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被奉为神坛。朝鲜孩子还稚气未脱，清一色的校服对于他们显然过于宽大。一张像被煤染过的脸，一双只剩下骨骼的手臂，大概就是他们的全部写照了。有三个调皮些的男孩，在角落里偷偷比划着意大利人的黑色墨镜，他们在眼睛周围画了一个圈，然后都笑了。看到照相机的那刻，却都逃到了大树后面。仿佛是个可怕的玩意。

  一辆从未谋面的绿皮火车。把窗户打开会很吃力。车厢里很闷热，就像刚到朝鲜的时候，我们坐在二楼一个完全封闭的候车室里。汗和发霉的味道。但很干净，连公共厕所都一尘不染。商店里的售货员很漂亮，夺去了贫乏货品的魅力。我们不能下楼。仿佛稍微的疏忽，所有的秩序也许就会被打乱。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与海报上的一模一样。他从不移动眼神，像是一尊雕像。

  雕像。板门店的朝鲜士兵。与身后的韩国士兵，距离不过五米不到。烈日炎炎。韩国士兵佩戴着墨镜和无线电接收器，连黑色手套都似乎得到了武装。不同于普通的军姿，他们把腿叉开，双手弯曲着握紧拳头，更像一个奥特曼。朝鲜士兵相形见绌。他们的装束似乎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保家卫国。但他们既不羡慕，也不自卑。流露不出任何情感。像是一尊雕像。朝鲜导游的中文都很好。他们大声介绍着板门店会谈时的种种，仿佛曾经身临其境。游客们坐在曾经代表坐过的椅子上，摸索着怎么坐更舒服。帝国主义是邪恶的。导游说。他们诡计多端。我看着她坚定，亢奋和真挚的神态，很同情。

  那是绿皮火车到站之后。五个小时的旅途，从新义州到平壤，窗外的景色，无非是从农村到田地的简单重复。到处都可以看见红色横幅，一排不认得的朝鲜字，最后总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下车以后，首都平壤的红色标语只见更多。不断地出现巨大的海报和壁画，上面的战士们拿着冲锋枪，在炮火的映衬下笑容满面。仿佛迫不及待地要进行一场战争。火车站的旁边停放着几辆奔驰，车灯还是圆形的，至少产于二十年前。建筑没有什么特色，但整洁且布局美观，只是难以掩饰古老的痕迹。此后我们去过的几乎所有建筑都建于九十年代之前。之后的一个漫长年代，像是被轻易地榨干了。

  我们坐在颠簸的旅行大巴上。周围有驶过的有轨电车，玻璃是残缺的。里面人满为患，大人小孩，工人学生。他们都把头靠向窗口。我还看到一辆车子，上面装满了高音喇叭，激情澎湃地播散着某种思想和情绪。在去看阿里郎的路上，我们看到正在练习的中学生。他们仅仅依靠其余同学的手臂，高高跃起。空中的曲线，不知道已经翻转了多少次。还有的行人，他们结队去体育馆观看表演。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也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和队列。那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我觉得那是人力的奇迹。十万人的演出，几乎天衣无缝。以人作为像素的背景屏幕，整齐和熟练地变换着。两万个学生，上百幕场景，他们不断改变自己手中的版块，默契度却甚至超过了电子微粒。每个人都像是机器。我突然觉得很难寻找到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另一个轻易地重复和代替，茫茫人海仿佛已经无法分离。没有独立的存在，一种强大的秩序主宰了这里。

  某一天我们去了金日成的铜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放慢脚步，在铜像的正前方，虔诚地鞠躬。这里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模仿铜像上的手势。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想起每一个人，在提起他们领袖时的那种骄傲。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贫穷和落后，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自豪。他们对公有制带来的好处滔滔不绝，谈起粮食分配，学校，医院更是满面春风。人们热爱奴役，热爱所谓的万众一心。还有某个公园的大石头上，刻着金日成去世时写下的最后的东西，不是祖国统一，不是民族团结，而是自己的名字，金日成。独裁割裂了独立性，却提升了幸福感。这又回到了一个本源问题，人类为何而生？我们是要去承受自由的苦难，还是去蒙求奴役的幸福。

  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我从未看到过他们的痕迹。我看过朝鲜的报纸，整版整版，全是金正日的插图。书柜里摆的书，无非是金正日传略和恐怖大王美国。人们可以轻易地被吸收，洗脑。没有异见的国度，价值观是可以随便被操控的。我不否认金正日是一位强大的政治家，也不否认他的强硬是维护政权和尊严的唯一方式。自由的代价就是剥夺自由。但政治和人民，利益和生命，孰高孰低。

  那是战时的百米电梯，直通地铁。电梯很快，像是要把我们带下一个万丈深渊。我突然觉得，朝鲜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你轻易地爱上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严格的规定，荷枪实弹，他要让你一开始就失去所有胆量和尝试的歪念。然后你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原始，淳朴，你忽视了一切的可怕和危机。由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产生的强大秩序，会让人不自觉地皈依。这是个人力量的胜利，也是它的巨大失败。我看到地铁上的朝鲜人，他不敢往我们的方向投向哪怕是一个眼神。他们觉得西方思想是邪恶文化，外来思想是不纯洁的。他们并非逼迫——而是自发地进行辨认，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不应该。所有的独立性被用来消灭独立性。

  在某个夜晚，我偷偷溜出了酒店，冒着必然遭受批评的风险，散了会步。我走在路上，很暗，没有路灯。我仅仅能看清迎面而过的行人。他们迈着刚劲而单一的步伐，彼此之间不说一句话。所有人的表情都是相似的。仿佛是局域网的连接。远处的工厂里放着喧闹而慷慨激昂的音乐——据说是为鼓励工人工作。全城仿佛都在加紧生产。

  时间并非顺流而下。它汇集到了中途的某个顶峰。我们去了平壤中心的主体思想塔。那是平壤的地标式建筑。站在它的下面，简直望不到塔顶的火炬。你感到渺小，这就对了。在集体的力量下你必须要臣服。思想容不得旁门左道，主体的即是正确的。我想起金日成高耸的永生塔，还有红色横幅的巨大感叹号。所有的情绪都会被调动起来。个人即归整体，整体即是个人。意志和秩序，达成了某种强大的协议。

  越来越多的夜里，我会睡不着觉。漆黑一片的时光，总可以听到门外笨笨的凄吠。以它的百岁高龄，现在大概到了现实和回忆交错的时候了。它也许想起自己的一辈子，辉煌的时候也曾统治过整个小区的狗群，现在却被邻家新来的狗欺负。又何妨。一辈子，无论谁主沉浮，都没踏出这个铁栅栏。随着这凄吠声的越发惨烈，我觉得自己离开的时间也渐近了。

  践行饭里我碰到了闻名已久的罗老师。开始是准备他来带我，他来了的时候，我却要走了。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仅仅凭着感觉我能分辨出他在说什么。然而我被他的话题所深深迷住。第二天早上我去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已经到了。时间挺紧，我却愿意坐下来听他慢慢讲。他讲起那些历史学家，我提到的黄仁宇和唐德刚，被他评为二流历史学家，只是运用文人的思维来解读历史，但历史不是意向的产物，他说，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们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多决定，其实只是“顺势而为”。我还天真地认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也许是本土某个深居简出的智者，结果我忘了费正清。

  他还提起汶川。那时他在现场，他看到漫山遍野的，除了尸首，是系着白袖带的青年人。很多人，没有经过准备，没有经过同意，就径直来到了汶川。他说，他的一个同事就亲眼看到，三辆装满青年志愿者的车子，一个余震，就让他们瞬间落入山谷，灰飞烟灭。他想起了好久以前，同样是这群人，他们手臂上戴着红色袖带。他们主持了一场愚蠢的革命，几乎推翻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象征着希望和淳朴，却也摆脱不了愚昧和鲁莽。

  梁老师email了一封实习评价给我。他有事不能来办公室，电话里也说了很多很多，期间还有他妻子在远处叫喊我以后上他们家去。到了最后，仿佛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就唉了一下，说以后有时间再见。到两边都不说话的的时候，电话就挂了。

  实习评价上好话居多。几位老师待我还是很好，上面列举的几篇文章绝大部分其实都没能帮上忙，我最记得的那篇南方科大，我写完的时候信心满满，改好了之后已经不是我的了。评价有一条还说我利用业余时间泛游深圳，留下了许多思考。这么说玩乐也成了美好品质了。泛游是真的，思考称不上。

  我向钟老师告别的时候他还戴着耳机在玩纸牌，战情好像很激烈。我点点他的胳膊，他没反应，再点点，他猛的回过头来，恍惚的像刚睡醒一样。我突然记起我第一次看到他，看到他极其老实的长相竟然会有些同情。长时间的接触后，我觉得他不用我担心了。我跟他说，我要走了。他猛地摘下耳机小声嘀咕，走了。然后仿佛突然醒来，说，走了我操。我猜也许昨天我和他说的时候他也在玩纸牌。我努力使这场告别华丽一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却觉得还是和平常一样。一模一样。

  走过荔枝公园的时候，太阳仍那么大，我依然懒得撑伞。那个高桥上的老人还在拿着钩子，妄图去钓上湖里的什么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那时他仿佛是个局外人，丝毫没有被大雨影响心情，在一次次抛钩子之后仍然徒劳无获之时，还乐呵呵地笑。自从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他一直不见得成功过。抛钩子的姜太公。那棵大榕树我是舍不得的，他一次次地给我充当指路的向导。根扎的这么深，仿佛是我埋下的种子。

  舅妈特意回家来为我送行。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午饭。说实话对于青菜的味道我一直不敢恭维，然而在我一再说好吃的情况下，姨婆坚持不懈地给我夹菜。姨婆的方言和着普通话我才刚刚听懂却要离开了。我不断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们一再劝我说没关系还早还早。每天早上也都是这样，我在几乎中午的时间起床，赶着去上班，他们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早餐，不断地在旁边叫我别急。每天我就这样把嘴巴塞得无懈可击地跑出去，姨婆从后面赶上来给我递上漏在地上桌上的手机和笔盒。只不过我这次我大概要很长时间不回家吃饭了。

  小妹妹在我临走前终于敞开了心扉，送给我了一张自己的画。一笔一画，虽然显得很笨拙，但一定花了很长时间。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她，之前还以为来的是个小哥哥，特意为我挑了史努比的水杯。即便是离开的时候，她仍然很暧昧地躲在舅妈身后，通过中介把礼物交给我。

  出门的时候太阳仍然很大，我甚至不敢抬头。时间很短，我还来不及去融入深圳，更别说透视。但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城市。它消除了地域差异和歧视，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体系，在年龄的局限下，却仍显的稚嫩和没有灵魂。它拥有一个其它城市无法企及的民主进程，却不能排除青涩和混乱。它仍有很多荒唐和不足，但不失会有个漂亮的未来，并且，它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城市走向。

  笨笨仍然蹲在铁栅栏里。目光沧桑而深邃，不像是在看我，倒像在平视远方。在现实回忆交错的时刻，它会记起我吗。在生命开头的时候出现，那时我还屡屡尝试去拉它尾巴，最后在楼梯的拐角激怒了它，让它饱尝了人肉的美味。到了结尾的时候我又出现了。即便它尽显老态，我仍然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它翘起的尾巴。我不期望还会见到它，它也一定不会。或许它压根就没记起我，那个我已经被封在回忆里了。曾经只是曾经了。我们简单打了个照面，然后背道而驰。

  打过这个照面之后，就不能回头了。我独自来到这个城市，也要独自离开。我感到挺满足。这也许也是我的最大愿望，携上自己，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行走，流浪。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灰暗，李红豪迎来了新的机遇。他因在考试里写了一篇《草见人命》，写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教育制度而被老师遣返回家。正值高三，别人开始紧锣密鼓，他却赋闲在家写小说。媒体成就了他命运的转变。各大媒体将他的事迹搬上头版，易中天甚至写出了“若为自由故”的伟大标题。

  我前些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写的真的非常不错，即便是考试之前有准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精彩和流畅的文章，还是可以说明他相当的有才华。文章里抨击了大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小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浑然天成。其中也引用了不少名家之论，虽有卖弄之嫌，但确实能说明他有着很广泛的涉猎。

  诚然，专制主义和教育体制，确实是祸根，而且挥之不去。但我要说的是，他在考试里写出这种文章，是幼稚。如果他以此为豪， 那就是愚蠢。

  如果撇去他的才华不论，这种行为，无非是凸显了他的冲动鲁莽，毫无责任心。他丝毫没有想过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他已经高三，马上面临高考，即使教育制度再是万恶，他也应该给自己的未来买单。我并未看出他有不想上大学的意思，他也说过他很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那么他这么一意孤行地写出这种考场文章，这种希望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吗。仅仅为了他的父母，他就应该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耻辱。

  我十分支持他拥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而且他剖析的往往很到位。但在这么一个不恰当的场合意气用事，证明他没有资格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可以找杂志，可以在网络上交流，证明自己的机会并不见得少。采取这种势不两立的对峙，他想证明什么？证明自己的狂人般的放肆青春？证明自己世人皆醉的犀利思想？证明自己可以推翻整个世界？不，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证明了他只是个孩子。

  他不是个英雄，更不应该成为偶像。他有冷静客观的分析能力，但没有远见。他以为只有自己没有向体制妥协，其实他早就对自己的冲动低头了。一个没有起码控制力的人，怎么成为我们的舆论领袖？我甚至可以说，他短暂的成功，只能是命运的眷顾。他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骄傲，因为他这么做十三亿次，也许就只有这一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他也许会说我懦弱，说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愚蠢胆怯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沦丧。但我要告诉他，真正的英雄，不会在这种场合企图掀起波澜。真正的英雄，是懂得忍耐的。他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也许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但他有自己的目标，知道该怎么达到他的目的。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但不愿意轻易死去。

  如果仅仅带着嘲讽，轻藐和鲁莽来对待禁锢，那也是对自由的亵渎。

  为了看完《辛德勒的名单》，我不小心睡了一天，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这部伟大的片子竟然长达一百九十多分钟。在睡觉与睡觉的间隙，我吃了午饭，看了片段的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力》。

  这两者是如此的相像，让我可以重复而频繁地被触动。不为辛德勒和卡斯特里奥所做的一切，光是为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和信仰。辛德勒并不能算一个完美的企业家，他成天花天酒地，毫无经商头脑，无非是碰上了所谓的历史机遇，他一生都没能克服他的缺点。他对付犹太人也曾经野蛮残忍，只不过从开始就没有其他人那么惨绝人寰。一直到一位犹太女人来恳求他收留自己的父母之前，他雇佣犹太工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廉价，技能熟练而已。利益至上。

  而那位喜欢在清晨射杀犹太行人的纳粹军官戈特则并非完全是邪恶的象征。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感情，有欲望。他毫无人性的暴行是整个纳粹的暴行。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已经完全被更换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德国，连路边穿着棉袄的德国小孩，都懂得对着运往集中营的车厢大声咒骂，向犹太人扔石头。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人类是相反的。就像辛德勒劝他试着宽恕犹太人，宽恕而不是屠杀才是一种权利。他也试过去宽恕那些不小心犯了错的犹太人，但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了，终于他不再尝试，继续他的屠杀。这是什么？他认为宽恕是诱惑，认为善良是诱惑！他有控制的本能，他觉得他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犹太人，不留活口。不是他好恶，而是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道德标准。

  但辛德勒转变心意了，他倾家荡产，收留了犹太人。这么做无异是犯罪。他违背了道德准则，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说不定会被打入地狱。他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还可能被后代当做民族的耻辱和笑柄，更可怕的是，他做的一切的目的，虚无缥缈，是被全盘否定的。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罪人，顽强而勇敢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付诸实践。他可能失去一切，他知道自己很可能已经一无所有，但他知道，他是以人类的身份去完成使命的。

  同样，在《异端的权利》里，卡斯特里奥，同样是在和世界作对。双方力量是如此的悬殊，一边是独裁的加尔文，他简直拥有整个世界。一边是卡斯特里奥，他孤身一人。他俨然是个罪人，一个太平时代的罪人。一个富足的年代，人民享受这种状态，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异端人物的出现来打破这种宁静。他是叛变者，一个荒唐的叛变者。但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文明，是未来。现在愚蠢的人们热爱压迫，那是他们的惰性，他们不愿徒手去创造新的秩序，等着坐享其成。但自由才代表人类的未来。他愿意与世界为敌，尽管他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尝试，为了信仰，他必须义无反顾。

  引言中蒙田写道，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昨天又有一个记者被打了。钟老师说。报道深国商内幕，有知情人说要继续爆料，于是她被哄骗到了天虹商场。手机刚挂就有人冲上前去。一个女记者，手无缚鸡之力。

  高危，低收入。记者间的自嘲。

  这不是个例。前几天，《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公安局网上通缉只因为报道了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而我所在的办公室，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某个记者又被电话威胁。

  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报道真相。他是民众与社会的衔接口，他要将正义扩大化。更多人往往是记住了某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而忘记了为了这个事件真相赴汤蹈火的人。但记者也是人，他可以不顾名声，可以忽略自己的存在感，但他也要养家糊口，谁都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报道哪怕是一个内幕交易。何况，他还面对着家人的生命威胁。

  真相。仿佛早就模糊不清，变得狰狞和危险。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相了，什么时候我们以生命为代价都无法换取它的一角。我记得上周末碰上的胡老师，他说他曾经发起了一场真话运动，仅仅是要求每个人说真话——结果被领导找去谈话。社会成了荒唐的反乌托邦。

  记者有勇气。但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假象，不只是官僚和商家的勾结，更是黑道与二者的勾结，三者的浑然一体。根本分辨不出善与恶，明与暗。他们要面对的是一支合法的地下军团。所谓合法，就是在金钱与权力的庇护下，为所欲为。记者有一颗英雄的心，但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显然强大的超乎想象。

  这就是真相存在的权利，羸弱，不堪一击。

  也许再过四五天，我就将离开这个南段的海滨城市。在这不长的十几天里，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来看待它。我知道十几天对我而言太短，或许一百天，一年，我也无法去理解这个城市，它的从前，现在，将来。但十几天的时间已经足以让我喜欢上它。或者说，是喜欢上这段时光。

  今天突然想到去看看我以前的博客，除了最上面篇07年忆旧的，其余全是0506年写的文章，每篇均不会超过三百个字。那时我十岁出头，除了日常的琐碎杂事和周末的试卷签名没有任何可以担心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去哥哥家吃饭，哥哥说现在网络上有个东西流行起来了，叫博客，你可以像记日记一样在上面写东西。他当晚就帮我注册了一个，还说有个孩子从两岁开始就有了博客，他妈妈一直在帮他记录，准备持续到长大。我想我已经十一岁了，大概已经错过了黄金时代了吧。我没有什么悸动，也没有要坚持下去的意思，一切只因新奇。

  那时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总是一个先锋人物，把最新奇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我每次一回家，就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其实那时已经蠢蠢欲动——做完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搬着小板凳坐到哥哥身后，看他打游戏。我还记得有一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时常提醒他拾起屏幕边缘的宝物。那是多么温暖的感觉，我想就永远这样，做完作业看游戏，趁哥哥上厕所的时候小小操作一下。

  我就这样开始了写博客。我把名字取为天才的成长历程，那时我总是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第一，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直到现在我也没能了却当时的夙愿。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会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写下几句，因为我要留出时间来和洋洋还有方晔打泡泡堂。妈妈说每人四十分钟，我满口答应，让他们当了我一百二十分钟的参谋师。有时我写不完，我就写上中下，下是几乎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习惯我竟然保持到了现在。

  那时的生活很完整的再现在我眼前。我看到自己检讨写了三本自备本，其实还很自豪；我还看到我和洋洋联合起来欺负邻居方晔，结果我被打成了熊猫眼，我一笔带过“不知何时，我的眼皮贴上了创口贴...... （原因：因不详，略）”；我还看到自己连续的偷懒，然后不断地悔过“请大家不计前嫌，我一定好好写博客”那时我真的心潮澎湃。以及只有我知道的东西。我在最后一天抱怨暑假太短，实际是有些作业没做，希望侥幸逃过老师的检查。我跟阿姨一家去吃必胜客，吃完后愤慨地写道“像一个农民上城第一次吃好东西一样”（孩子都有阶级的概念了），其实只是因为弟弟多吃了我一块披萨。

  可能只是因为好看，我记不清原因，我把背景设置成了一块掉了色的墙。它确实掉了色。我无意间走进了这样一个空气中都看得见沙子的房间，青苔已经铺上了书架。我拾起了一本没有名字的红皮书，阳光透过窗台有些刺眼。翻开，纯真年代，恍若昨天。

  九点，我在酒店门口等到了钟老师。外面的雨很大，而一天之前我并未察觉到有要下雨的迹象。深圳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很难得的早起，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新能源汽车媒体研讨会，在关外的比亚迪总部。我对汽车一向不是很了解，即便是在一天之前，我还以为比亚迪是欧洲某个古老的品牌。

  同车的有两个长沙潇湘晚报的女记者，很能说，钟老师顺利地找出了一个实习同学（现在在潇湘晚报当主任）而引发了话题。另一个来自厦门的女记者则一直享受寂寞，从头到尾逢开口必问哪里离机场最近，我们同坐在最后一排，钟老师先入为主占到了靠窗的位子，让我夹在中间，避免引发尴尬。

  到了比亚迪，广州的记者们却迟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公关人员说十分钟后他们将至，我们才放心。没想到这里一分钟当十分钟用的。十二点多的时候会议终于开始，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教授讲述怎样在交通环节上减少碳排放。但她是个经济学家，唯一的亮点是设计了一套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方案，价值是有，但似乎与主题无关。但她非常慷慨激昂，最后似乎是谈到了什么敏感话题，连说了几个ridiculous（荒谬的），以致随行人员上前赔笑脸让她停一下。翻译似乎理解了，我特别注意他并没有把她最后说的几句话翻译出来。可是我除了ridiculous也没能听懂最后几句，多可惜啊。

  上午的会议（所谓的上午）结束后，我与钟老师辩驳了一下。我认为教授提出的那个方案应该以人为单位，每个人等分到相同的排放限额，一旦用完就以拍卖的形式向他人购买排放量。而他认为应该以车为单位。我说这不就不公了吗，对那些一天到晚只坐地铁和公车的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环保的，只不过没有车，这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利益。他说，这本来就不关他们的事。我想这倒也是，一下子就被驳倒了。

  不过后来我想，这倒也成为了一个投机的机会，我去买个一万不到的二手吉利，每个月分到了一定的排放限额，然后我到淘宝网去注册一个账户，公开拍卖我的限额。这倒也成了个漏洞。所以我觉得，这种排放量不能是像教授所说的等分，而应该是以车的价值来划分等级。并且一开始的排放限额车主应该支付一定成本。制定个政策还真挺麻烦的。

  中午的饭菜很不错，我发现工厂里接待来客做的饭菜都相当精致，看来以后会涌现越来越多的王品台塑牛排。钟老师跟我讲起他的高考，说他语文没考好，主要作文没写好。那年他们题目是诚信，正好那之前不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又被炸了。于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又幻想一百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又干出同样的事，历史惊人的巧合。我想这一定是一篇极有分量的佳作，但他老师知道后当然是摇摇头，路子不对。

  午饭交换名片的时候，我不停地被以实习生的身份介绍，不停地接受年龄的质疑。这倒还好，有个女记者还很和蔼地问我，你觉得有趣吗？这句话让我很寒心，论年龄她不比我大上五十岁，却觉得这里是我的游乐场。

  下午的会议就无聊了。另一个华南理工的教授分了四个没什么价值的版块侃侃而谈，一开始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钟老师仍然精神抖擞。一分钟后他也睡着了。我们两个像是换班。

  后来去参观了比亚迪的博物馆。一家95年才起家的企业，竟能让我产生欧洲古老名牌的错觉，说明它的发展是神速的。但其中水分也不少。为何如此神速？听流言说刚开始作为富士康的小弟弟，它和老大哥一直摩擦多多。所以现在兄弟俩还是冤家路窄，但老大哥最近杂事缠身，也就顾及不了仇恨了。我们还去参观了比亚迪的汽车展，车型多样，简直和奔驰宝马凌志一模一样。还有一款跑车的硬顶盖，听工作人员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大牌奔驰宝马比亚迪有，但奔驰宝马有了，为什么比亚迪就有了呢。

  回去的路上雨还是不小。我们在高速公路门口堵上了，一启动一刹车，一刹车一启动。根据上午英国教授的说法是三倍耗油量。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么震撼的数字，就来品尝这么频繁的体验。概念到底还是概念，脑袋不需要减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