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是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了这种问题。但很多时候我只能回答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另一个时间里的，陌生诗人。
我模糊地记得长辈们说，北岛是一个时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可是他仿佛已经和屈原一样遥远了。关于这个时代，我们从未经历过，经历过的人也鲜有提起。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它似乎被完全遗忘了。
要不是书店冷门书柜上的《七十年代》，或许我眼中那个时代的标志，仍然只是文革和开放，四人帮和邓小平。如果不是作者里的一长串有的名单，我或许仍对它不屑一顾。是北岛，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柏桦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名字似曾相识。我零星读过他们的书，但却都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翻看之后，我却热血沸腾。真挚的笔触把我带到了那个愚昧的纯真年代。我听到文革时北岛在去工棚取铁锹的路上兀自呐喊我不相信，陈丹青幸亏年轻的无奈感叹，穆旦的意志之光，“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还有梁漱溟“在生命终点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世界会更好吗”。
世界会更好吗。我怎么回答。我从记事之初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对从前一无所知。这个是个应接不暇没有方向感的时代，什么都在变，亘古的东西也开始被动摇和怀疑了。这又是个个人沉睡的时代，像《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人们自发热爱压迫一样，我们很容易就被带进意识骗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暴力和强权中呐喊，而是主观地顺从和接受。自由是被被不断强调的产物。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从来没有衡量标准。我又何尝不是一直“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
但谁又能回答。谁都对此模糊不清。我们的确拥有了多了太多的言论自由，但从前的纯真和道德约束却一去不返。时代和时代之间没有孰优孰劣的可比性，与其说它一直在变，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变过，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变的只是权力，秩序，自由的表现形式。谁都无法回答，就连经历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像《1984》中酒馆里的老人，他抱怨用公斤来做酒的容积单位，他说他们曾经的时代用的是品脱。但当真正问他关于从前时代的故事时，他却往往只能拾起这些琐碎，渺小的记忆。太少有人能始终如一地保持清醒和客观了。
北岛们难道不是时代转换的牺牲品吗。昨天大街小巷都还在吟唱他们的诗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忘了他们。除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诉说着真理，其它都变了。从前那批轰轰烈烈的青年人在变老，是读者也是他们自己。商业化的社会正间接地改变他们。七十年代的北岛永远只是七十年代的北岛了。现在的北岛，即使学富五车，对着记者说“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也绝写不出那时的《回答》了。所以北岛在文章的最后会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但时代不会消逝。它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不断会有人触摸到那个狂热，纯真但愚昧的年代。并为那时他们起身鼓掌。他们为我们再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身躯，躁动的灵魂。那时不止有政治斗争和改革开放，也有会唱歌的诗人，偷偷写小说的青年，干校劳动自取其乐的张梦得们。他们才是时代的主人和标志。
永远的七十年代。青春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