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似乎成为了新的社会风尚。
我没办法轻易地评判这种现象的是与非。我已深置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深置其中。不单单是网络，几乎任何媒体都以之作为各抒胸臆的主要方式。单作为表现形式而言，嘲讽显然更具有感染力。它所表现出来的尖刻和极端，被视为某种机智的体现。它又和挖苦不同，前者广泛地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后者则是某种不良情绪的发泄，两者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这一点上，它又体现出了某种正义性。
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广泛运用嘲讽的，鲁迅当之无愧。李欧梵说，鲁迅的小说，把传统文学中的常规或管理加以嘲讽或变形，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典范。这种文学典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嘲讽的方式却开始被广泛地接受。09年的韩寒，似乎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从一个濒临留级却意外得到新概念一等奖的幸运男孩，到如今已然是一个意见领袖和大众明星，韩寒的经历多少掺杂了些传奇的成分。韩寒的文章多以对社会个人及群体辛辣的讽刺著称，玩世不恭，以一种看似很散漫的态度去直视很多严肃问题，这种态度迅速得到了广泛拥护，他的粉丝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似乎除了政府机关，全中国都在为他喝彩。
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许知远在《庸众的胜利》中就很直白地否定了这股社会热潮。“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对于公众的不满，“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对于韩寒的写作方式，我甚至可以说有好感。我并不认为浅显直白就是轻浮的表现，当然对于韩寒，我的确不认为他可以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如果这也算是错误，白居易也该被拿出来批斗了。对于韩寒文章中灵机一动的文字，有时也确实发人深省。
但一切仍不足以使他得到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我们可以欣赏他玩世不恭的性格，却不应该以此为傲。如果一个社会把嘲讽作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切直白的对抗和勇气都被遗忘，那未免太为过分。这也许正是许知远所说的庸众和嘲讽，“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愚蠢和怯懦”。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行动可以迅速被遗忘，温柔的隔靴搔痒却可以青史留名。这种可以全身而退的两全之策，充其量是幻想的大获全胜，像是世界杯后场的导脚，看似是在伺机而动，其实却永远无法撕破对方的防线。
但这仅仅是庸众的错误吗。庸众之所以沦为庸众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又是因为什么。我们并非朝鲜的可怜孩子，听着国歌都会泪流满面，我们不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但为什么面对社会不公，大家都只是嘲讽嘲讽一笑了之。
因为我们既是社会不公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我们被各式各样的网牵着，破坏任何的一支，就会打破平衡，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与其说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正面反抗，不如说我们是在逃避与自己的搏斗。
而嘲讽，本来作为一种情绪的缓和剂，是不是又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当嘲讽被愤怒和怨恨所控制，成为了面对社会不公时产生的不良情绪，又与挖苦何异。长期浸泡在嘲讽与挖苦的糅合物里，极端和冲动就无法避免。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热潮，并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严肃与认真，正在被边缘化。
我在李欧梵《西潮的彼岸》上读到了塞弗尔特的《瘟疫之碑》。我并不了解诗中的意象，也许只是断章取义，但它作为结尾，确实再好不过。
我是在瘟疫教堂受洗的
圣罗契教堂在奥沙尼路边。
我站在奥沙尼的酒店路边
在夜晚——我常倾听
掘墓和抬尸首的人
唱着他们玩世不恭的饮酒歌。
那是很久以前，歌声早已消失；
到了最后，掘墓的人
终于埋葬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