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很早就被叫醒。在酒店楼下匆忙告别爸爸，深圳一个人的生活就此开始。随着金叔去了一个“sz—talk”沙龙，讨论深圳城市更新法则。这是我头一次以实习生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身旁有钟良老师陪我，我才不算太孤单。到场还要签到，我念及四下无人，恬不知耻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不一会还有一块红色牌子送下来，很风光。

  钟老师的临时离开让我很尴尬。身旁坐来了两个南方都市报的人，女的很能说，男的很胖。说来也不好意思，来的时候没注意座位，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坐上了全茶吧最舒服的位置。主持人一开场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让每个人都介绍一下自己。之前我忙着注意大牌们的自我介绍，作为法学界和评论界的顶尖人物，他们足够的低调。然后话筒很不自觉地就落到了我手里。我几乎是闭着眼一口气滚出来几个字，“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实习生，还在上海上高一，想了解深圳城市更新问题”然后赶快把话筒塞到身边的胖男人手里。

  整个讨论过程我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可惜我记的纸今天早上被钟老师拿走了，所以我没办法再现。大致是这样的，有两个较为感性的女教授认为，城市更新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深圳发展才三十年，是个相对年轻的城市。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他们。毕竟作为深圳个体来说的话，可能城市更新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但深圳是一个标志，现在城市更新条例已经出台，如果就这样无疾而终的话，对整个中国的城市更新都是一个打击。

  毕竟这是少数。很快整个讨论就建立在了城市更新可行的基础上，对利益分配进行深入。深圳有一项叫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拆迁即可立项。但全体居民同意才可拆迁。这产生了诸多分歧，业主代表认为不能让邻居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关系到价值观的问题。最后得出的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私权大于公权。每个居民都是一个个体。所以这又关系到更新的效率问题。其实正如大家后来在饭桌上谈的，如果给你十亿，你会不拆吗？这仍然是利益问题。“人民内部问题由人民币解决”。

  有人提出是居委会不力。但强化居委会的权力，又会造成新的腐败。就我个人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的观点有悖于人权的维护。但如果因为三分之一阻碍了三分之二，这算是尊重吗？我想我也是落入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体系里，大同社会嘛。换在国外，也许对个体的尊重是更被提倡的，但因为资本积累的早，这些问题显然没有被扩大。

  我自己也十分迷茫。然后我得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结论，深圳的民主真的走在了中国的前沿。换在长三角（即使是长三角），哪会允许居民回迁，哪会甚至让业主参与地区规划。人们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和田，住进了更为光鲜的公寓，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依靠。在个别区域，政府甚至是和居民发生了战争。

  沙龙持续了近三个半小时，仍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仅仅是思想火花的碰撞，已经足够让我惊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