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从未谋面的绿皮火车。把窗户打开会很吃力。车厢里很闷热，就像刚到朝鲜的时候，我们坐在二楼一个完全封闭的候车室里。汗和发霉的味道。但很干净，连公共厕所都一尘不染。商店里的售货员很漂亮，夺去了贫乏货品的魅力。我们不能下楼。仿佛稍微的疏忽，所有的秩序也许就会被打乱。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与海报上的一模一样。他从不移动眼神，像是一尊雕像。

雕像。板门店的朝鲜士兵。与身后的韩国士兵，距离不过五米不到。烈日炎炎。韩国士兵佩戴着墨镜和无线电接收器，连黑色手套都似乎得到了武装。不同于普通的军姿，他们把腿叉开，双手弯曲着握紧拳头，更像一个奥特曼。朝鲜士兵相形见绌。他们的装束似乎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保家卫国。但他们既不羡慕，也不自卑。流露不出任何情感。像是一尊雕像。朝鲜导游的中文都很好。他们大声介绍着板门店会谈时的种种，仿佛曾经身临其境。游客们坐在曾经代表坐过的椅子上，摸索着怎么坐更舒服。帝国主义是邪恶的。导游说。他们诡计多端。我看着她坚定，亢奋和真挚的神态，很同情。

那是绿皮火车到站之后。五个小时的旅途，从新义州到平壤，窗外的景色，无非是从农村到田地的简单重复。到处都可以看见红色横幅，一排不认得的朝鲜字，最后总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下车以后，首都平壤的红色标语只见更多。不断地出现巨大的海报和壁画，上面的战士们拿着冲锋枪，在炮火的映衬下笑容满面。仿佛迫不及待地要进行一场战争。火车站的旁边停放着几辆奔驰，车灯还是圆形的，至少产于二十年前。建筑没有什么特色，但整洁且布局美观，只是难以掩饰古老的痕迹。此后我们去过的几乎所有建筑都建于九十年代之前。之后的一个漫长年代，像是被轻易地榨干了。

我们坐在颠簸的旅行大巴上。周围有驶过的有轨电车，玻璃是残缺的。里面人满为患，大人小孩，工人学生。他们都把头靠向窗口。我还看到一辆车子，上面装满了高音喇叭，激情澎湃地播散着某种思想和情绪。在去看阿里郎的路上，我们看到正在练习的中学生。他们仅仅依靠其余同学的手臂，高高跃起。空中的曲线，不知道已经翻转了多少次。还有的行人，他们结队去体育馆观看表演。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也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和队列。那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我觉得那是人力的奇迹。十万人的演出，几乎天衣无缝。以人作为像素的背景屏幕，整齐和熟练地变换着。两万个学生，上百幕场景，他们不断改变自己手中的版块，默契度却甚至超过了电子微粒。每个人都像是机器。我突然觉得很难寻找到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另一个轻易地重复和代替，茫茫人海仿佛已经无法分离。没有独立的存在，一种强大的秩序主宰了这里。

某一天我们去了金日成的铜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要放慢脚步，在铜像的正前方，虔诚地鞠躬。这里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模仿铜像上的手势。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想起每一个人，在提起他们领袖时的那种骄傲。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贫穷和落后，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自豪。他们对公有制带来的好处滔滔不绝，谈起粮食分配，学校，医院更是满面春风。人们热爱奴役，热爱所谓的万众一心。还有某个公园的大石头上，刻着金日成去世时写下的最后的东西，不是祖国统一，不是民族团结，而是自己的名字，金日成。独裁割裂了独立性，却提升了幸福感。这又回到了一个本源问题，人类为何而生？我们是要去承受自由的苦难，还是去蒙求奴役的幸福。

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我从未看到过他们的痕迹。我看过朝鲜的报纸，整版整版，全是金正日的插图。书柜里摆的书，无非是金正日传略和恐怖大王美国。人们可以轻易地被吸收，洗脑。没有异见的国度，价值观是可以随便被操控的。我不否认金正日是一位强大的政治家，也不否认他的强硬是维护政权和尊严的唯一方式。自由的代价就是剥夺自由。但政治和人民，利益和生命，孰高孰低。

那是战时的百米电梯，直通地铁。电梯很快，像是要把我们带下一个万丈深渊。我突然觉得，朝鲜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让你轻易地爱上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严格的规定，荷枪实弹，他要让你一开始就失去所有胆量和尝试的歪念。然后你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原始，淳朴，你忽视了一切的可怕和危机。由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产生的强大秩序，会让人不自觉地皈依。这是个人力量的胜利，也是它的巨大失败。我看到地铁上的朝鲜人，他不敢往我们的方向投向哪怕是一个眼神。他们觉得西方思想是邪恶文化，外来思想是不纯洁的。他们并非逼迫——而是自发地进行辨认，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不应该。所有的独立性被用来消灭独立性。

在某个夜晚，我偷偷溜出了酒店，冒着必然遭受批评的风险，散了会步。我走在路上，很暗，没有路灯。我仅仅能看清迎面而过的行人。他们迈着刚劲而单一的步伐，彼此之间不说一句话。所有人的表情都是相似的。仿佛是局域网的连接。远处的工厂里放着喧闹而慷慨激昂的音乐——据说是为鼓励工人工作。全城仿佛都在加紧生产。

时间并非顺流而下。它汇集到了中途的某个顶峰。我们去了平壤中心的主体思想塔。那是平壤的地标式建筑。站在它的下面，简直望不到塔顶的火炬。你感到渺小，这就对了。在集体的力量下你必须要臣服。思想容不得旁门左道，主体的即是正确的。我想起金日成高耸的永生塔，还有红色横幅的巨大感叹号。所有的情绪都会被调动起来。个人即归整体，整体即是个人。意志和秩序，达成了某种强大的协议。

践行饭里我碰到了闻名已久的罗老师。开始是准备他来带我，他来了的时候，我却要走了。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仅仅凭着感觉我能分辨出他在说什么。然而我被他的话题所深深迷住。第二天早上我去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已经到了。时间挺紧，我却愿意坐下来听他慢慢讲。他讲起那些历史学家，我提到的黄仁宇和唐德刚，被他评为二流历史学家，只是运用文人的思维来解读历史，但历史不是意向的产物，他说，大多数时候，统治者们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多决定，其实只是“顺势而为”。我还天真地认为一流的历史学家也许是本土某个深居简出的智者，结果我忘了费正清。

他还提起汶川。那时他在现场，他看到漫山遍野的，除了尸首，是系着白袖带的青年人。很多人，没有经过准备，没有经过同意，就径直来到了汶川。他说，他的一个同事就亲眼看到，三辆装满青年志愿者的车子，一个余震，就让他们瞬间落入山谷，灰飞烟灭。他想起了好久以前，同样是这群人，他们手臂上戴着红色袖带。他们主持了一场愚蠢的革命，几乎推翻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象征着希望和淳朴，却也摆脱不了愚昧和鲁莽。

梁老师email了一封实习评价给我。他有事不能来办公室，电话里也说了很多很多，期间还有他妻子在远处叫喊我以后上他们家去。到了最后，仿佛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就唉了一下，说以后有时间再见。到两边都不说话的的时候，电话就挂了。

实习评价上好话居多。几位老师待我还是很好，上面列举的几篇文章绝大部分其实都没能帮上忙，我最记得的那篇南方科大，我写完的时候信心满满，改好了之后已经不是我的了。评价有一条还说我利用业余时间泛游深圳，留下了许多思考。这么说玩乐也成了美好品质了。泛游是真的，思考称不上。

我向钟老师告别的时候他还戴着耳机在玩纸牌，战情好像很激烈。我点点他的胳膊，他没反应，再点点，他猛的回过头来，恍惚的像刚睡醒一样。我突然记起我第一次看到他，看到他极其老实的长相竟然会有些同情。长时间的接触后，我觉得他不用我担心了。我跟他说，我要走了。他猛地摘下耳机小声嘀咕，走了。然后仿佛突然醒来，说，走了我操。我猜也许昨天我和他说的时候他也在玩纸牌。我努力使这场告别华丽一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却觉得还是和平常一样。一模一样。

走过荔枝公园的时候，太阳仍那么大，我依然懒得撑伞。那个高桥上的老人还在拿着钩子，妄图去钓上湖里的什么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那时他仿佛是个局外人，丝毫没有被大雨影响心情，在一次次抛钩子之后仍然徒劳无获之时，还乐呵呵地笑。自从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他一直不见得成功过。抛钩子的姜太公。那棵大榕树我是舍不得的，他一次次地给我充当指路的向导。根扎的这么深，仿佛是我埋下的种子。

舅妈特意回家来为我送行。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午饭。说实话对于青菜的味道我一直不敢恭维，然而在我一再说好吃的情况下，姨婆坚持不懈地给我夹菜。姨婆的方言和着普通话我才刚刚听懂却要离开了。我不断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们一再劝我说没关系还早还早。每天早上也都是这样，我在几乎中午的时间起床，赶着去上班，他们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早餐，不断地在旁边叫我别急。每天我就这样把嘴巴塞得无懈可击地跑出去，姨婆从后面赶上来给我递上漏在地上桌上的手机和笔盒。只不过我这次我大概要很长时间不回家吃饭了。

小妹妹在我临走前终于敞开了心扉，送给我了一张自己的画。一笔一画，虽然显得很笨拙，但一定花了很长时间。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她，之前还以为来的是个小哥哥，特意为我挑了史努比的水杯。即便是离开的时候，她仍然很暧昧地躲在舅妈身后，通过中介把礼物交给我。

出门的时候太阳仍然很大，我甚至不敢抬头。时间很短，我还来不及去融入深圳，更别说透视。但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城市。它消除了地域差异和歧视，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体系，在年龄的局限下，却仍显的稚嫩和没有灵魂。它拥有一个其它城市无法企及的民主进程，却不能排除青涩和混乱。它仍有很多荒唐和不足，但不失会有个漂亮的未来，并且，它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城市走向。

笨笨仍然蹲在铁栅栏里。目光沧桑而深邃，不像是在看我，倒像在平视远方。在现实回忆交错的时刻，它会记起我吗。在生命开头的时候出现，那时我还屡屡尝试去拉它尾巴，最后在楼梯的拐角激怒了它，让它饱尝了人肉的美味。到了结尾的时候我又出现了。即便它尽显老态，我仍然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它翘起的尾巴。我不期望还会见到它，它也一定不会。或许它压根就没记起我，那个我已经被封在回忆里了。曾经只是曾经了。我们简单打了个照面，然后背道而驰。

打过这个照面之后，就不能回头了。我独自来到这个城市，也要独自离开。我感到挺满足。这也许也是我的最大愿望，携上自己，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行走，流浪。

这两者是如此的相像，让我可以重复而频繁地被触动。不为辛德勒和卡斯特里奥所做的一切，光是为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和信仰。辛德勒并不能算一个完美的企业家，他成天花天酒地，毫无经商头脑，无非是碰上了所谓的历史机遇，他一生都没能克服他的缺点。他对付犹太人也曾经野蛮残忍，只不过从开始就没有其他人那么惨绝人寰。一直到一位犹太女人来恳求他收留自己的父母之前，他雇佣犹太工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廉价，技能熟练而已。利益至上。

而那位喜欢在清晨射杀犹太行人的纳粹军官戈特则并非完全是邪恶的象征。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感情，有欲望。他毫无人性的暴行是整个纳粹的暴行。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已经完全被更换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德国，连路边穿着棉袄的德国小孩，都懂得对着运往集中营的车厢大声咒骂，向犹太人扔石头。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人类是相反的。就像辛德勒劝他试着宽恕犹太人，宽恕而不是屠杀才是一种权利。他也试过去宽恕那些不小心犯了错的犹太人，但后来他又重新思考了，终于他不再尝试，继续他的屠杀。这是什么？他认为宽恕是诱惑，认为善良是诱惑！他有控制的本能，他觉得他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对犹太人，不留活口。不是他好恶，而是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道德标准。

但辛德勒转变心意了，他倾家荡产，收留了犹太人。这么做无异是犯罪。他违背了道德准则，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说不定会被打入地狱。他不仅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还可能被后代当做民族的耻辱和笑柄，更可怕的是，他做的一切的目的，虚无缥缈，是被全盘否定的。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罪人，顽强而勇敢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付诸实践。他可能失去一切，他知道自己很可能已经一无所有，但他知道，他是以人类的身份去完成使命的。

同样，在《异端的权利》里，卡斯特里奥，同样是在和世界作对。双方力量是如此的悬殊，一边是独裁的加尔文，他简直拥有整个世界。一边是卡斯特里奥，他孤身一人。他俨然是个罪人，一个太平时代的罪人。一个富足的年代，人民享受这种状态，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异端人物的出现来打破这种宁静。他是叛变者，一个荒唐的叛变者。但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文明，是未来。现在愚蠢的人们热爱压迫，那是他们的惰性，他们不愿徒手去创造新的秩序，等着坐享其成。但自由才代表人类的未来。他愿意与世界为敌，尽管他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尝试，为了信仰，他必须义无反顾。

引言中蒙田写道，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高危，低收入。记者间的自嘲。

这不是个例。前几天，《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公安局网上通缉只因为报道了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而我所在的办公室，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某个记者又被电话威胁。

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报道真相。他是民众与社会的衔接口，他要将正义扩大化。更多人往往是记住了某个惊天动地的事件，而忘记了为了这个事件真相赴汤蹈火的人。但记者也是人，他可以不顾名声，可以忽略自己的存在感，但他也要养家糊口，谁都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报道哪怕是一个内幕交易。何况，他还面对着家人的生命威胁。

真相。仿佛早就模糊不清，变得狰狞和危险。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相了，什么时候我们以生命为代价都无法换取它的一角。我记得上周末碰上的胡老师，他说他曾经发起了一场真话运动，仅仅是要求每个人说真话——结果被领导找去谈话。社会成了荒唐的反乌托邦。

记者有勇气。但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假象，不只是官僚和商家的勾结，更是黑道与二者的勾结，三者的浑然一体。根本分辨不出善与恶，明与暗。他们要面对的是一支合法的地下军团。所谓合法，就是在金钱与权力的庇护下，为所欲为。记者有一颗英雄的心，但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显然强大的超乎想象。

这就是真相存在的权利，羸弱，不堪一击。

那时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总是一个先锋人物，把最新奇的东西介绍给我们，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我每次一回家，就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作业，其实那时已经蠢蠢欲动——做完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搬着小板凳坐到哥哥身后，看他打游戏。我还记得有一整个下午，我就坐在那里，时常提醒他拾起屏幕边缘的宝物。那是多么温暖的感觉，我想就永远这样，做完作业看游戏，趁哥哥上厕所的时候小小操作一下。

我就这样开始了写博客。我把名字取为天才的成长历程，那时我总是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第一，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直到现在我也没能了却当时的夙愿。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会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写下几句，因为我要留出时间来和洋洋还有方晔打泡泡堂。妈妈说每人四十分钟，我满口答应，让他们当了我一百二十分钟的参谋师。有时我写不完，我就写上中下，下是几乎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习惯我竟然保持到了现在。

那时的生活很完整的再现在我眼前。我看到自己检讨写了三本自备本，其实还很自豪；我还看到我和洋洋联合起来欺负邻居方晔，结果我被打成了熊猫眼，我一笔带过“不知何时，我的眼皮贴上了创口贴...... （原因：因不详，略）”；我还看到自己连续的偷懒，然后不断地悔过“请大家不计前嫌，我一定好好写博客”那时我真的心潮澎湃。以及只有我知道的东西。我在最后一天抱怨暑假太短，实际是有些作业没做，希望侥幸逃过老师的检查。我跟阿姨一家去吃必胜客，吃完后愤慨地写道“像一个农民上城第一次吃好东西一样”（孩子都有阶级的概念了），其实只是因为弟弟多吃了我一块披萨。

可能只是因为好看，我记不清原因，我把背景设置成了一块掉了色的墙。它确实掉了色。我无意间走进了这样一个空气中都看得见沙子的房间，青苔已经铺上了书架。我拾起了一本没有名字的红皮书，阳光透过窗台有些刺眼。翻开，纯真年代，恍若昨天。

同车的有两个长沙潇湘晚报的女记者，很能说，钟老师顺利地找出了一个实习同学（现在在潇湘晚报当主任）而引发了话题。另一个来自厦门的女记者则一直享受寂寞，从头到尾逢开口必问哪里离机场最近，我们同坐在最后一排，钟老师先入为主占到了靠窗的位子，让我夹在中间，避免引发尴尬。

到了比亚迪，广州的记者们却迟到了。等了半个小时，公关人员说十分钟后他们将至，我们才放心。没想到这里一分钟当十分钟用的。十二点多的时候会议终于开始，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教授讲述怎样在交通环节上减少碳排放。但她是个经济学家，唯一的亮点是设计了一套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方案，价值是有，但似乎与主题无关。但她非常慷慨激昂，最后似乎是谈到了什么敏感话题，连说了几个ridiculous（荒谬的），以致随行人员上前赔笑脸让她停一下。翻译似乎理解了，我特别注意他并没有把她最后说的几句话翻译出来。可是我除了ridiculous也没能听懂最后几句，多可惜啊。

上午的会议（所谓的上午）结束后，我与钟老师辩驳了一下。我认为教授提出的那个方案应该以人为单位，每个人等分到相同的排放限额，一旦用完就以拍卖的形式向他人购买排放量。而他认为应该以车为单位。我说这不就不公了吗，对那些一天到晚只坐地铁和公车的人来说，他们本身就是环保的，只不过没有车，这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利益。他说，这本来就不关他们的事。我想这倒也是，一下子就被驳倒了。

不过后来我想，这倒也成为了一个投机的机会，我去买个一万不到的二手吉利，每个月分到了一定的排放限额，然后我到淘宝网去注册一个账户，公开拍卖我的限额。这倒也成了个漏洞。所以我觉得，这种排放量不能是像教授所说的等分，而应该是以车的价值来划分等级。并且一开始的排放限额车主应该支付一定成本。制定个政策还真挺麻烦的。

中午的饭菜很不错，我发现工厂里接待来客做的饭菜都相当精致，看来以后会涌现越来越多的王品台塑牛排。钟老师跟我讲起他的高考，说他语文没考好，主要作文没写好。那年他们题目是诚信，正好那之前不久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又被炸了。于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又幻想一百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霸主又干出同样的事，历史惊人的巧合。我想这一定是一篇极有分量的佳作，但他老师知道后当然是摇摇头，路子不对。

午饭交换名片的时候，我不停地被以实习生的身份介绍，不停地接受年龄的质疑。这倒还好，有个女记者还很和蔼地问我，你觉得有趣吗？这句话让我很寒心，论年龄她不比我大上五十岁，却觉得这里是我的游乐场。

下午的会议就无聊了。另一个华南理工的教授分了四个没什么价值的版块侃侃而谈，一开始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钟老师仍然精神抖擞。一分钟后他也睡着了。我们两个像是换班。

后来去参观了比亚迪的博物馆。一家95年才起家的企业，竟能让我产生欧洲古老名牌的错觉，说明它的发展是神速的。但其中水分也不少。为何如此神速？听流言说刚开始作为富士康的小弟弟，它和老大哥一直摩擦多多。所以现在兄弟俩还是冤家路窄，但老大哥最近杂事缠身，也就顾及不了仇恨了。我们还去参观了比亚迪的汽车展，车型多样，简直和奔驰宝马凌志一模一样。还有一款跑车的硬顶盖，听工作人员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大牌奔驰宝马比亚迪有，但奔驰宝马有了，为什么比亚迪就有了呢。

回去的路上雨还是不小。我们在高速公路门口堵上了，一启动一刹车，一刹车一启动。根据上午英国教授的说法是三倍耗油量。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么震撼的数字，就来品尝这么频繁的体验。概念到底还是概念，脑袋不需要减少碳排放。

最终我没能了却他的愿望。梁老师有事不在，钟老师说没事，于是我们就仙颠仙颠出去逛街了。这也中了他的意。我们上午随便走走，准备下午打球。这么长的时间间隔，我们决定乘地铁去没去过的地方。我们首先去了会展中心，大的像几个足球场，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展厅展出书画。

烈日炎炎。我们徒步走去了市民中心。泱泱十分渴望去少年宫，结果它竟然不开。我跟他说，还是去享受书籍的哺育吧。结果图书馆也没开。就保安孤零零地坐在门口。那时我们翻越了数道锁住的旁门，看到保安，看到唯一敞开的大门，便不由分说闯进去了。里面黑压压的一片，灯也没开。“你们不知道今天闭馆吗。”保安神色悠闲。

走下楼梯，一个第一现场还不知道第一连线的记者跑来采访我。问我知不知道网络遗书。我反客为主，问她，你解释解释。她跟我叽里呱啦解释一通，说什么大多是年轻人搞的宣泄的方式，哇啦哇啦问我有什么评价，我也故作深沉，很装B地扯到了价值观和信息时代。正想说什么才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被她打断了。身后的摄影师问我是不是学生，又问我是不是大学生，都得到否定答案了之后说，现在孩子真成熟。我和泱泱跑到旁边去笑了很久。

到了三点我们去找球场的时候。恩，不堪回首。整整两个半小时，我们找了三家体育中心，几乎横跨了三个区。坐了无数趟公交车，狂奔了至少有五公里路，还浇了几分钟大雨（就这片乌云哭了，一百米以外的天晴空万丈）。最可悲的是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并且很幼稚地问司机带我们去一个最近的篮球场，司机很面善好像真的不知道，于是用超出起步价的价格在一个高架桥下把我们放下来。我们穿过重重树林终于看到了一个废弃的游乐场，美其名曰体育公园。

最终我们再次坐上了公交车。这线路简直把我们拖入了回忆。它穿过了高架桥，穿过了中心城，穿过了市民中心，穿过了会展中心。但最后，它到达了体育馆。真有篮球场，十块钱一个人。但我们很满足，玩的很开心，直到精疲力尽。

我们一直向东行驶。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深圳。绵延的公路，像是人造的小山坡，周围的公寓也大都褪去了八十年代的旧衣裳。胡老师在车上侃侃而谈，声音很沙哑，但不乏一种文人的气质。他说起法兰克福书展，他坐在一个老人旁边听他滔滔不绝讲了一大串听不懂的德语，走之前看他的名片竟然是君特·格拉斯。在那里你可以在走廊上碰见米兰·昆德拉。他们都若无其事地穿行在人群中。而如今的香港书展则相对冷清，名家来得少，但书都不错。

他还特别喜欢端端阿姨对他的评价，独立文化人。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否过于朴素了。后来我发现文人中能做到独立的真的是屈指可数，而且往往独立就意味着孤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代价，才能换取片刻的自由。而由于自由的价值沦丧，更多的文人选择了体制。作协以妈妈的身份出现，她不仅需要满足你的衣食住行，更需要成为你的精神向导。用价值观来交换生活，似乎是个完美的生意。

我们并未碰到严重的堵车。到了关外，已经很少可以看见公寓了。这里是连绵的绿色的山，还有山上更纯白的云，山在这里守着被青苔包裹的古老传说，云却不能也屹立不动，她游的很慢，依依不舍但终归要离开。云说对山说，我走了，另一个我还会来，我们拥有同样的灵魂，都轻盈不可捉摸，那你到底在等谁呢。

我似乎总在刚刚进入自己故事的时候突然醒来。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海了。深圳竟然有蓝的这么不可思议的海，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我是那个偶然闯入的农夫，我一定不愿意回去。当我看到成群栖息在码头的帆船时，简直迫不及待。

水手帮忙扬帆，他们拉紧绳子的时候真是帅气。近距离接触海水的感觉很棒，可以看见浮游生物从一米以下涌升上海面，一道柔美的旋转曲线。它们像是蝌蚪，但头却很小。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海浪悠悠地晃动，像是无数个海豚的鳍。我们则是一个大海豚，抬头往上看，船帆简直像是灰色的金字塔，顶端的风向标却清晰可见。再向上，就只剩下最纯净的天空了。深不可测，浮想联翩。

时间仿佛成了风景的幕布。

晚上去一家扒店吃了饭，味道不如昨天的好，却也占据了市民中心好大的地皮。我看透了，深圳的店面都是这样霸气。八点去看了《唐山大地震》，相当不错的电影。很多人都哭了，确实很感人。影片很简朴，毕竟真实的历史更能唤醒真实的情愫。当时这么多的家庭就被活生生地拆散了，二十三秒，多大的毁灭啊。很直白的残忍。但事实上现实已经被影片美化了。很多时候真的只能救一个，另一个回不来。很多时候孩子真的就跟着远方亲戚走了，不会惦记着母亲执拗着下大巴。很多时候家庭只有分没有聚。最残忍的东西，影片表现不出来。但温情，依然是最珍贵的，这一点，影片也表现不出来。只有经历过的人能体会。

我们还是应该直视历史，来面对将来。

下午爸爸的同学章阿姨带我去打了会羽毛球。晚上随她家人吃了顿饭，她的丈夫和外甥相当善于沟通，并且也有不少涉猎，我们谈了谈电影和文学，他们说到《活着》（电影），觉得张艺谋的成功主要由于余华的剧本好，我说我相信不论是《活着》的结构还是内容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我不相信余华没有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是《活着》和《百年孤独》的差距还是不小。但《活着》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部作品了，至少在中国当代小说上，它占据着屈指可数的重要地位。

他们对电影的了解很深。怎么说我都是班门弄斧了。另外我们在coco park的超级牛扒吃饭，这个店占据了整个顶楼。地租毋庸置疑。这是我不曾见过的，很大的赌注。

晚上做作业的时候也碰到了件好玩的事儿。我做了篇文言文。题目叫《治国必先富民》，里面写道，“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我怎么觉得现在反了。看看朝鲜。秩序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

在我走进新闻大厦的一刻，天空灰黄下来了。反正已经与我无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只有梁老师一个人。今天我们要写完关于南方科大的一篇稿子。昨天梁老师把他和朱清时的电话采访录了下来，在整理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得不说，朱清时的口音还是相当浓重，而且他好像身处某个类似地铁呼啸的地方，声音显得飘忽而迷离。

中午他整理完了资料，为自己即将写两篇稿子而愁眉不展。我挺身而出说老师不如把南方科大交给我吧！他惊喜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很快就email了过来。我把清时叔的语序调整到我满意的地步，最后一段之前再加上了一段华丽的辞藻。“日前，舆论界内对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个改革的标志一马当先。他们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依然不乏取胜的信心。这到底是一场孤注一掷的疯狂冒险，还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节点？”整个整理过程不过花去了我四十分钟的时间。我很满意地email回去，就开始睡觉。

我本来打算睡两分钟，却睡了约莫一个小时。我把责任归咎到空气湿润上，其实在那些汗都能被蒸发的日子里我还是同一副德行。我看到梁老师正在奋笔疾书地打字，我就猜他是不是没收到我的邮件。猜测仅仅是为了隐瞒自己的忧虑。过来一会邮件又被email了回来。我打开来一看简直是焕然一新，一点我的影子也没有，那段华丽的辞藻也蒸发了。我想梁老师一定是没收到我的邮件，做了这么多不必要的工作。后来我再看，一些只言片语旁的“朱清时表示”“朱清时回应道”“记者从电话中了解到”仍然没有变换位置，我就认输了。

然后我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文章，的确，作为新闻来说，水分太多。我想竭力还原它的真实性，就把朱清时说的话都往里面塞，差点就把方言放进去了。对于背景的提示，却实在放的太少，重心也没把握好。那一段华丽辞藻主观性实在太强，这可是和教育部作对啊。好了我甘拜下风。最后我为了挽回一点颜面，提醒梁老师多放了一句，“深圳的学生也招”。梁老师十分感谢我，后来在短信中还鼓励我“今天你的表现不错，第一次就能将文章窜连的很有逻辑。”我回了他，“顺利通过了狗屁不通，距离有逻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下班后我去了中信广场的地下商城，那时已经开始下雨了，也挺大，但我即时躲了进去。我先到面包店吃了三个蛋挞，再吃了一碗吉野家牛肉饭，感觉还没到极限，就再吃了一碗味千拉面，一个晚上领略三种风情。出去的时候雨开始大了起来。风也很大。雨飘在天上摇来晃去的，像是隐形的谁在空中扫地。

我还是勇敢地冲了出去，这时候带伞跟没带伞差不多。我本来还没敢冲，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冲了，感觉再窝下去不是个办法，雨只会越来越大。后来想，这就跟房价的节节攀登差不多。走到公园旁边的小路上时水已经快漫到了膝盖，我兴奋地打长途电话给我妈报告这个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景象，“像在游泳一样。”我妈告诉我，这都是下水道里溢出来的水。我说不可能不可能，这在公园旁边。其实我已经在水底看到了两个井盖。我不由得恶心了起来。我想起今天早上多好，我进了大厦才开始下大雨，台风好歹为我憋了一会。想到这个比喻，我更加难以忍受。

走过公园，湖里的水几乎都要漫到路上去了。好在路上我一直听歌，心情很轻松，后来我听舅舅说这种天气是不能带耳机的，因为有雷电。走上桥的时候，一位老人和几个民工模样的男子拿着一个钩子，老人把钩子像湖里的什么地方对准一抛，哇一下地引来周围的喝彩声。我也好奇，就留下来看老人把钩子收上来，真能用一个小钩子就钓上一条鲫鱼？我还在异想天开。老人把钩子收上来之后，原来什么也没有。

下去之后所谓的小桥流水几乎成了瀑布。人们开始脱了鞋赤脚走路，反正迟早要洗脚，不如少洗双鞋。到家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全湿了，赶紧去洗了个澡。家里人帮我把包里湿了的东西拿出来晾干，难晾的放到冰箱里去。他们大概是很有经验了，我还是一无所知。但是想起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还是忍不住傻笑。“遇到了诸多困难，但依然不乏取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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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多数建于八十年代末，没有生机没有亮点，唯一的特色只是它们的年龄。很多被称为“垦荒牛”的老人聚居于此。到了古稀年岁，却要面临城市下一步的更新而发愁。“这里是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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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我便提前下班。一个人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中信广场，被里面的面包店迷住了，便坐下点了一个二十五元的披萨套餐，送蘑菇汤送面包。面包还不如我的食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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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广场。我光在地下玩儿，上面的建筑其实也颇为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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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地图的时候，发现地图丢在了面包店里。身处地铁站的人流之中，看看手表还早，决定乘地铁，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在市民中心下站，之前我远观的时候我觉得那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不是行政中心。但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其实它很震撼。这里是深圳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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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广场，世博会倒计时的牌子已经停了。很有些金融中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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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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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般的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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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角分明的是音乐厅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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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自拍照。看上去。其实我并没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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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去，可以看见远处的莲花山。我走了好长的路，尽头却被巨大的广告牌堵住了。透过广告牌与地面的一丁点缝隙，我看到广告牌刚好能够挡住莲花山被开采的光秃秃的一块。政府视觉效果把握的相当出色，在远处几乎没有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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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边可以看到流浪歌手，还有给人画画像的女孩。我还见到一个流浪歌手抱着吉他发呆。旁边是一个盲人老人拿着话筒高声唱着革命歌曲。我还在为这种组合惊叹之时，盲人老人唱完了最后一个长音，推着购物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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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音乐厅，那里是巨大的树状结构。很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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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厅出门就是图书馆。很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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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我见过的设施最好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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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了一个名为“深圳记忆”的展览。人很少，都涌去了楼下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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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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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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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第一代子女。他们在钢筋水泥里，在铺天盖地的机器噪音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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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之前我去了一个名为SIMPLE THING的创意小店。那时已经不早了。里面的东西都相当不错，但很贵。即便如此，我还是高消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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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的时候我又听到那位流浪歌手的歌唱。盲人老人应该已经离开了。他唱的是遇见。

听见 冬天 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坐在地铁上的时候，我仿佛仍能听见他的歌声，有些沙哑，还夹带着对面路边老人的二胡声。

我听见风 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著队 拿著爱的号码牌

人这么多，我却谁也不认识。携上自己，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今天是我第一天正式上班。穿过荔枝公园，早上的天气已经热的可怕。到了的时候整个办公室还没有多少人，而当时已经将近十点。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自由职业者的好处。我大概是还没经历过凌晨赶稿。

作21史上最年轻的实习生，显然我一整天都显得过于紧张，主动交流的次数很少，不像我的风格。金叔不在的时间里，我只能靠钟老师过活。就连他我也不好意思正面接触，只是在相隔两米的电脑上用QQ交流。他给我推荐了很多好的新闻网站，这些基本上够我看上一天。后来我真的看完了，然后刷新一下，全变成了新的。

整个上午我在报纸和网站中游荡，中午的时候金叔接我去吃饭，对象是一个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这个证券公司老板的前身据说是江总书记的小舅子。这位所长也很厉害，北大数学系毕业，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正常人可以考上的北大专业。金叔找他去讨论一个经济理论，是由另一个牛人提出的，据说把空气动力学，时间，空间引入了微观经济。他想继续他的研究，需要深圳政府给经费。希望金叔能够帮忙，金叔本人也并不能确定这份理论是否有价值，于是找到了这个牛人所长。地点在一个意大利餐厅，在他们谈话的间隙，我趁机疯狂点饮料。最终，一个牛人被另一个牛人打败了。所长称，沿这个套路下去，“没多少价值”。牛人被打败的原因是他否定了整个微观经济基础理论。所长告诉我们，微观经济的基础理论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理论，否定它是毫无意义的，他所能做的是扩大对于风险的定义。期间他拿中医西医打比方，竟也就谈到了中医西医，最后聊到了整个东西方的价值观差异。在他们两人的智慧夹缝中左顾右盼，是个不错的经历。不知不觉的两倍奶昔，也加重了我胃里的疼痛。

回到单位后我并不算充分利用了时间。我帮钟老师找了些资料，关于“城市与产业共生共荣”的代表城市信息，事实证明我找的东西显然价值不高。后来我去梁老师那里学习了一下新闻写作的技巧。其实跟写文章差不多嘛。他给予了我一些引导和建议，很有价值。

然后我自己走回了外婆家。穿过荔枝公园，太阳仍然很大。深圳总是这么热。其实哪里都是一样，在家的时候我只不过没离开空调。现在也只是刚刚出发。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很早就被叫醒。在酒店楼下匆忙告别爸爸，深圳一个人的生活就此开始。随着金叔去了一个“sz—talk”沙龙，讨论深圳城市更新法则。这是我头一次以实习生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身旁有钟良老师陪我，我才不算太孤单。到场还要签到，我念及四下无人，恬不知耻地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不一会还有一块红色牌子送下来，很风光。

钟老师的临时离开让我很尴尬。身旁坐来了两个南方都市报的人，女的很能说，男的很胖。说来也不好意思，来的时候没注意座位，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坐上了全茶吧最舒服的位置。主持人一开场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让每个人都介绍一下自己。之前我忙着注意大牌们的自我介绍，作为法学界和评论界的顶尖人物，他们足够的低调。然后话筒很不自觉地就落到了我手里。我几乎是闭着眼一口气滚出来几个字，“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实习生，还在上海上高一，想了解深圳城市更新问题”然后赶快把话筒塞到身边的胖男人手里。

整个讨论过程我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可惜我记的纸今天早上被钟老师拿走了，所以我没办法再现。大致是这样的，有两个较为感性的女教授认为，城市更新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深圳发展才三十年，是个相对年轻的城市。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他们。毕竟作为深圳个体来说的话，可能城市更新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但深圳是一个标志，现在城市更新条例已经出台，如果就这样无疾而终的话，对整个中国的城市更新都是一个打击。

毕竟这是少数。很快整个讨论就建立在了城市更新可行的基础上，对利益分配进行深入。深圳有一项叫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拆迁即可立项。但全体居民同意才可拆迁。这产生了诸多分歧，业主代表认为不能让邻居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关系到价值观的问题。最后得出的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私权大于公权。每个居民都是一个个体。所以这又关系到更新的效率问题。其实正如大家后来在饭桌上谈的，如果给你十亿，你会不拆吗？这仍然是利益问题。“人民内部问题由人民币解决”。

有人提出是居委会不力。但强化居委会的权力，又会造成新的腐败。就我个人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的观点有悖于人权的维护。但如果因为三分之一阻碍了三分之二，这算是尊重吗？我想我也是落入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体系里，大同社会嘛。换在国外，也许对个体的尊重是更被提倡的，但因为资本积累的早，这些问题显然没有被扩大。

我自己也十分迷茫。然后我得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结论，深圳的民主真的走在了中国的前沿。换在长三角（即使是长三角），哪会允许居民回迁，哪会甚至让业主参与地区规划。人们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和田，住进了更为光鲜的公寓，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依靠。在个别区域，政府甚至是和居民发生了战争。

沙龙持续了近三个半小时，仍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仅仅是思想火花的碰撞，已经足够让我惊叹了。

那时我躺在皮质的沙发上。茶几上放了很多书，我却没有欲望去阅读。电视里放着煽情但稍纵即逝的电影。很多时候我靠这个来消磨时间，目的也仅仅是消磨时间以度过这个40度的暑假。某个特定的时刻我会后悔。那时我可能刚刚打完篮球，没有多余的精力，我能做的只是面对电脑屏幕胡乱地点击，想着明天也许会惊心动魄。直面自己的谎言很痛苦，尤其是日复一日地经历着同样的假象。

于是去老人划了个圈的地方当一个报社实习生，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消遣。对于深圳，我仅仅剩下了记忆底层的印象。我在三岁时来呆过一个月，可还记得什么呢。五岁重游的时候，我只记得在外婆家楼下被一只名为笨笨的狗咬了一口，据说我是事前先去挑衅地拉它尾巴，可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去医院的时候，穿白大褂的告诉我说我的伤势不严重。我还记得身旁的一位仁兄被动物园里的猴子咬了。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猴子能咬人。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笨笨就是深圳的象征。年少的创伤让我觉得它仿佛是一只藏獒。它与我同岁，以快我数倍的速度老去，现在我正值年华，它却怕是无影无踪了。这次我又到了外婆家。我没看见有狗在门口。我想问笨笨的下落，却欲言又止。

还是外婆谈到了笨笨。听到它只是出去散步的消息，无疑对我是一个惊喜。据说它早已过了百岁的年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我最终在门口看见了它，它仍然很可爱，完全不是藏獒形象。它的后腿已经没有了气力，就摊在了地上。嘴里还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天气很热。

它看着我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一点抵触，也没有一点留恋。它喜欢往外张望，看过路的行人。仿佛它认识所有人，又仿佛一个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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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总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熬过了这节课。大家蜂拥到了讲台前面，开始用各式各样的手机拍下黑板左半边的周末作业。有时我可以抢到不错的位子，有时却只能排队等候。我把作业塞进书包后，望着桌肚里的一排辅导书，犹豫了一下，还是全部带了回去。我想明天我一定会废寝忘食地学习。今天还是放松一下自己。

我背着很重的书包和箱子，抱着球径直走去篮球场。大家都忙着回家了，家长在前面帮着拎臭衣服，一边还教育着孩子。操场上还一个人也没有，篮球架像是白色沙漠里孤独的仙人掌。有时太阳会很刺眼，但比起中午来要好得多。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投篮，很快会有一些同学加入进来，这个操场的某个角落渐渐热闹起来，不一会他们都兴尽而归，又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把球扔到二楼的寝室走道，它要在门外静静地呆上两个夜晚，不管刮风下雨。后天某个早来的人也许会拾起它。太阳已经蹲在了天边，学生差不多走光了。修缮花木的工人聚在一起聊天，用很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走过。有时我突然想起某张试卷漏在了教室，龙门楼已经关了。我就爬窗进去拿。但大多数时候哪个可恶的同学已经把窗锁了。

一个月有那么个一两次，我要坐上两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回家。没有人来接我。高兴的时候我会坐着轰隆隆的公交车去南站，售票员老是叫我往后站往后站。偷懒的时候，就直接叫来一辆出租车。有一次我被一个同学骗去了地铁站。我要走一条狭长的地下通道去南站。同学告诉我说有点远，要走五分钟。于是我就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我像走在某个人的肠道里，哪里都不是尽头。路上我还碰上了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妇女，笑着问我借手机打电话。我说我没有手机。她不相信。我就走开了。我看见她拎着身旁的小女儿，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裙子，打扮得很干净。她咬着左手的食指，疑惑地看着她妈妈。我感到一点愧疚，就对自己说她们一定是骗子。

到了南站，售票处的队要排到老长。有些人吃力地拖着米色的麻袋，左顾右盼保证它的安全。还有人从钱包里掏出一沓红色的百元，又想向别人炫耀，又要保持高度警惕。黄牛在排尾来回徘徊，找不到人搭讪。大家都焦急地望着上方的电子时间表，这里像一个小型的股票市场。

买完票后，我要到候车室等个几十分钟。人多的时候只能站着。饿了我也不会去找东西吃，我吃过一个柜台上的10块钱汉堡，两片面包夹一块肥肉。时间很漫长。人群里噪声嚷嚷，我做不进作业。手机上的通关游戏也不想玩，每次我输了它就从头开始。我就看着人群涌动。大多数人都是外来务工。蓄着长发的打工仔牵着打工妹的手，仿佛很甜蜜。也许他们都是只身来到上海，偶然地结识，共同逃避梦想沉沦的苦痛。老一些的民工，他们少了些浪漫，坐在座位上打盹，但仍用脚死死护住身下的大麻袋。我从来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也许是远方家乡的小侄子奢侈地想要一台录音机。他们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基本没什么结余。他们渴望明天就可以好运降临，但年复一年一成不变。上个世纪打工致富的神话还没破灭，却早已开始褪色了。

检票上车以后，司机总在窗外抽烟，望着排得整齐的大巴车头。他们一天要奔波多少次班车，见惯了霓灯高照也见惯了一望无际的水田和农村。一来一去领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我有时能买到靠窗的好票，但并不意味着那儿就属于我了，偶尔也会被身旁不好惹的女人占掉。她不愿与你争论，手指向后叫你“到后面坐去”，然后脱了鞋把脚翘到窗沿上。大部分时候我身旁的人还是很友好。他们上车就睡了，睡觉是解决一切争端的最好方法。有时我也幻想自己买了两张票，这样我就能躺下来睡觉了。

车辆的某一次剧烈颠簸会把我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醒来后听到后排的务工青年们在用音质不好的手机放着舞厅音乐，音量调的很大仿佛他们要让全世界听到。也只有这些零碎的片刻，他们才能苦苦地表现自己的价值。混在音乐里的还有孩子的哭声，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长途大巴，出发前还嚷嚷着开心，一次颠簸就把他们害苦了。身旁的妈妈不停地安慰，无效后就捂住他的嘴。但他却越哭越盛了。他们只是胆小，还不知道，颠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就转头望着窗外风景，入迷时可以忘记一切噪音。这时天空上还留有些云霞，可以看清高速路上路过的巨大广告牌，姚明拿着小罐头饮料露出僵硬的笑。银白色三菱喜欢插队，卡车像是老鼠群里的大象。远处渐渐成了农村，白屋黑瓦。可以看见老人在家门口扫地。还有人骑着摩托车穿梭在户与户之间，成为了唯一的现代化标志。

入迷的时候，风景反而成了陪衬。我毫无关联地想起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想起我们的民粹主义，我们的社会矛盾。有时我要求自己回家之前得出某个结论，但通常做不到。想着想着我就会想到上周的某次考试，体育课我投进的某个漂亮三分，还有周五，我睡醒后看见的那个国际部胖男孩。然后某个时刻突然回过神来，天已经黑了，黑到外面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窗外自己的影子，还有前窗的黄色车灯。

对着窗外我只看得见自己，隐隐地在窗口浮现着，身旁是一片漆黑。转头我看见了黄色车灯，照在柏油路面上，地上光斑的移动让我知道我们在不断行进。然后仿佛什么都消失了。我只身一人，穿过了学校的小树林，穿过了狭长的地下通道，穿过了高速公路，在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上，默默走着。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走。一直都是。

我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她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产生联想，多数不是往好的方面，然后长久地铭记于心。就像刚刚那样，一句口头禅也可以让她怒发冲冠。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她总是这样追问我，在明知道我说了什么的情况下。这种时候我往往缄口不语，至少我知道重复的后果是什么。在追问无果的情况下，她就走开，嘴里念念有词，留下我独自清醒。你们知道，大逆不道的感觉总不是很棒。

相比之下我爸在这方面要显得更加开明。他同样的敏感，却要更为老练。在生气的时候他会用最短的时间冷却下来，正如在吵架的时候他总是最先退缩，待战情稍息又重新加强攻势。但他可以熟练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无法控制嘴巴。凡是我告诉他的，他无不在饭桌上告诉别人，并且越是叮嘱，就越是情不自禁。前几天与我们的班主任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我的博客就被呼之欲出了。要不是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提起，我或许会被继续蒙骗下去。我知道他通了这么一个电话，他却仅仅是把谈话内容选择性地告诉了我。——还有呢，还有呢？——没有了。根据我对我爸的性格观察，他绝不可能只说了这么点。果然不止这么点。

这样一来，我就被无形地锁住了。我爸怕是没想到，这种行为的后果是，很多东西就写不得了。比如说我就不敢写我们考完后在宿舍的最后一夜，我们用小音响的最大音量放音乐，两个宿舍的所有男生，挤在两张床上，其中还有一张是我的，用飙也飙不上去的嗓音，唱林肯公园。还有些东西就更写不得了，比如说我就不敢写那时我和伟哥躲在黑灯瞎火的角落里，玩我电子词典上的双人版坦克大战，拙劣的画面让我们不亦乐乎。我还偷偷地把按键不好使的一边给他，但他的总得分还是比我高。

至此，我算是完成了母亲大人的指示。轮体裁和形式，这和八股文还是有点区别。他们此刻正急切地想知道我在写什么，他们知道了之后或许又会扫兴了。这次我既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没管好自己的嘴巴。他们也许想反驳，然后默默地记下我的罪状。可他们毕竟不是小孩。不过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我倒是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