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周云蓬。那是个唱民谣的盲人歌手，有着一副令人感动的嗓音。我还记得在一次诗会上见过他。那时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娴熟地上台歌唱和拨弄吉他。我还记得他说起《赠汪伦》，说李白是唐朝的共产党员。他唱《沉默如谜的呼吸》的时候，会有一种忧郁和沉重的力量：

千钧一发的呼吸 / 水滴石穿的呼吸 /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在歌曲的最后，他念到一串人名。一开始我还怀疑那是一首断续的诗，后来才知道不是。直到我可以将他们全部背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我都鲜有听闻。

叶云生,臧洁雯;洪峰,矛土;安列,齐美;晁卓洲,陆秀莲;何国锋,董大平;慕笛,张惠生;马金良,李力群;陈丽萍,梁伟;顾幻歌,尹非非;滕丝竹;光之奴,辜鸿铭;胡兰成,刘浩辍;王实味,尤本道;北鸣,陈阿南;刘豌豆,姬晓峰;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力强,王裴,杨小燕;牛天赐,冯铿;邵飘萍,李爱国;韩盈藤,唐颖;尹春生,......

像是一串尘封的密码，我有破解的冲动。我要认识他们。我把他们的名字打到网上，渴望借助强大的搜索引擎，知晓一切。但罕见的，数以亿计的信息显得脆弱不堪。在一遍遍的翻看之下，除了认识了写垃圾网页和广告，我几乎一无所获。大部分的名字，都消失殆尽了。有一些人，像胡兰成，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被发觉。还有少数幸运的，终于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大都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离开人世，关于他们的文字，大都也只是寥寥数笔。但仅仅是这些陈述性甚至带有预定偏向的寥寥数笔，却将我，仿佛是天生注定，不可抗拒地带回那个风卷残云的乱世之中。

那是1926年的北京。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他并不因此觉得安全。相反，他觉得自己快走到尽头了。他曾经无数次经历过死亡和恐惧的埋伏，无数次巧妙逃脱，在逃脱之后立即向命运宣战。他从来都是个极聪明的人。十四岁即考中秀才。二十六岁就成为《汉民日报》主编。三十岁，创办《京报》。这份报纸自创立之初就成为自由主义的象征，即使它四面树敌，依然成为了真理寄托的希望。三十岁之后，他一直以多重身份付诸工作。他报道过袁世凯的丑恶，揭露过张作霖的不齿，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仅仅靠自己的聪明自保。四十岁，他却要真正地感觉自己要直面死亡了。张作霖的通缉令已经传进北京。他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太长的路了，现在是1926年，什么都未见倪端。任何人都会怕，他也会，但邵飘萍依旧以戏谑和讽刺的笔调，发表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6日，行刑日。邵飘萍对官兵们说“诸位免送”。枪决的时候他笑了。

这是2010年。将近百年之遥。京报自七七事变之后就停刊了。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现在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些许报纸是后退而非前进了，很多时候它成了权力与金钱的扬声器。自由在一个世纪中仍旧是许多有志之士心中追求的目标。战争早就结束了，这是个和平年代。人们不用去想那些有关生死的命题，倒是对股票和房产的行市尤为关注。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动荡显得不可想象，我们生活在一种过分的安逸和统一中。网络和电媒主宰了人们的独立思考和意识形态，人们高喊着仿佛是父辈的口号，要民族复兴，要称霸世界。沙文主义正在蔓延，与一个世纪前的凝聚不同，理智与质疑，被集体的声音湮没了。

和平时代，想得到信息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畅销书的榜单上每一期都会有新的书目出现，很多只能被称为写手而非作家的人物被推上了主流，他们受到疯狂的迷恋，一天可以产出上万字的文字，并且像通关游戏一样，时不时地推出1.0，2.0的新版本。选秀节目也很疯狂，孩子在舞台上尽情挥霍所谓的梦想。人们被这种生活迷住了，觉得每一天都充实无比。如果说有谁还会去关注战争和那些被风吹散的名字，他一定是被时代遗弃的孤儿弃子。娱乐至死，才是最好的归属。让时光去冲淡历史，以及它的孩子们，短促的呼吸。

鱼死网破的呼吸 / 火焰痉挛的呼吸 /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

王实味在十九岁的时候是个典型的热血青年。那是一九二五年，军阀割立。他写了篇书信体小说，里面说道：“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那时他还很单纯，觉得正义和邪恶就是绝对的对立，以为承担起正义的使命，就可以直捣邪恶的黄龙。

1942年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只身来到延安，并成为革命重要的一员。但他仿佛从来就没有让年龄销毁自己的执着和锐气。他连续写出了《政治家 艺术家》以及《野百合花》，成为了暴露黑暗的先驱。但他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意见，被神话的延安在他笔下成了首长们夜夜歌舞的玩乐场。这两篇文章自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党派之间斗争的砝码。一个字，也许就悬挂着他的整个命运。他难道不知道后果，还是和十九岁那样热血澎湃嫉恶如仇然后不顾一切的冲动鲁莽？不，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他知道结果。

1947年7月1日。在建党节的一天，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半个世纪后，他的儿子，到了五十五岁，才得到了帮他平反的机会。他被埋在一眼枯井之下，在国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估计早就不见了踪影。他甚至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而多少人，又会记着他，前去献上鲜花。

怀念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代代人，总是有着天生的使命，要去继承伟大传统，信仰和意志。但一代代的传递，像是徒手接着散落的沙子，从第一代的人满怀殷切，到如今的空无一粒和不屑一顾。传统沦丧了，信念也已经无影无踪。鲜有人记起曾经那些出生入死的无名士人了，这些人曾经叱咤风云，却还是因为某个空洞的政治行为而导致了灭亡，最后历史也忘了他。战争时代成为了记忆中某个玻璃碎片，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是无法寻找它折射出来的某些光芒。

很多人都发誓他的名字要被后代所传诵。很多人也的确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但很可惜，胜者总是极少数。政治，党派。胜利的才是正确的。失败的代价是，不论你有多大的功绩，你都要被遗忘。有时我们可以听到千万个沉重的呼吸，却一个，也喊不出名字。

沉默如鱼的呼吸 / 沉默如石的呼吸 / 沉默如睡的呼吸 / 沉默如谜的呼吸

一篇文章，可以轻易地招来杀身之祸。遇罗克，仅仅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出身论》，而需要去直面死亡。刚刚问世便遭遇抨击和侮辱。生命对生命的亵渎。结尾句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却仿佛是自己对自己的嘲弄。

他没有屈服，没有认错。他本以为这是个上进，蓬勃的年代，他以为，人们会站出来为他喝彩。但没有，他低估了政权的力量，它负责安抚生命，也掌管生死。但即便一切仍可亡羊补牢，他仍然为自己而站立着。等着他们将自己的头颅摘下。

但他并非一个完全的勇士，对于生死，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恐惧。即使是遇罗克。张朗朗真诚地还原了他。“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他想活下来。但他失败了。

并非是消失的名字才会被遗忘。“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张郎朗说。一个不真实的存在，同样令人惋惜。

令人更加惋惜的是，如今，太多不真实的存在已经充斥了我们的思维空间。粗暴的划分是各种斗争的精神遗产，一个人，只要不是十全十美，必定是十恶不赦。胡兰成是汉奸是薄情之夫，鲁迅从来都应是文坛无可争议的一枝独秀。历史微笑着带上面具，将真实的面目永远的遮掩。

有时改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有时却只需要一代不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了。我并非嘲弄时代的愚昧，相反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既是传统的消失，也是另一个启程。谁也说不清我们正乘着朝向哪儿的列车。而改变的代价则是个体的悲剧。少数人被记住了，其中一些也正轻描淡写的在消失，更多的则是被永久的遗忘了。那些被遗忘的墓碑，他们在时光中沉淀下来，密密麻麻的，成为时代的岩层。

我从小树林的石椅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远处有人在缓缓穿梭。我吹走手上的小虫子，有一天我也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名字，却再也看不到它了。泥土有一种微弱的芳香，但却是沉淀的，仿佛属于整个大地。有很小的孩子在没有目的地胡乱奔跑，还有人坐在食堂门口看天。云正以一种不被察觉的速度离开。他们都无忧无虑。

我前些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写的真的非常不错，即便是考试之前有准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精彩和流畅的文章，还是可以说明他相当的有才华。文章里抨击了大到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小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浑然天成。其中也引用了不少名家之论，虽有卖弄之嫌，但确实能说明他有着很广泛的涉猎。

诚然，专制主义和教育体制，确实是祸根，而且挥之不去。但我要说的是，他在考试里写出这种文章，是幼稚。如果他以此为豪， 那就是愚蠢。

如果撇去他的才华不论，这种行为，无非是凸显了他的冲动鲁莽，毫无责任心。他丝毫没有想过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他已经高三，马上面临高考，即使教育制度再是万恶，他也应该给自己的未来买单。我并未看出他有不想上大学的意思，他也说过他很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那么他这么一意孤行地写出这种考场文章，这种希望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吗。仅仅为了他的父母，他就应该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耻辱。

我十分支持他拥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而且他剖析的往往很到位。但在这么一个不恰当的场合意气用事，证明他没有资格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可以找杂志，可以在网络上交流，证明自己的机会并不见得少。采取这种势不两立的对峙，他想证明什么？证明自己的狂人般的放肆青春？证明自己世人皆醉的犀利思想？证明自己可以推翻整个世界？不，他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证明了他只是个孩子。

他不是个英雄，更不应该成为偶像。他有冷静客观的分析能力，但没有远见。他以为只有自己没有向体制妥协，其实他早就对自己的冲动低头了。一个没有起码控制力的人，怎么成为我们的舆论领袖？我甚至可以说，他短暂的成功，只能是命运的眷顾。他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骄傲，因为他这么做十三亿次，也许就只有这一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他也许会说我懦弱，说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愚蠢胆怯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沦丧。但我要告诉他，真正的英雄，不会在这种场合企图掀起波澜。真正的英雄，是懂得忍耐的。他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他也许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但他有自己的目标，知道该怎么达到他的目的。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但不愿意轻易死去。

如果仅仅带着嘲讽，轻藐和鲁莽来对待禁锢，那也是对自由的亵渎。

我没办法轻易地评判这种现象的是与非。我已深置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深置其中。不单单是网络，几乎任何媒体都以之作为各抒胸臆的主要方式。单作为表现形式而言，嘲讽显然更具有感染力。它所表现出来的尖刻和极端，被视为某种机智的体现。它又和挖苦不同，前者广泛地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后者则是某种不良情绪的发泄，两者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这一点上，它又体现出了某种正义性。

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广泛运用嘲讽的，鲁迅当之无愧。李欧梵说，鲁迅的小说，把传统文学中的常规或管理加以嘲讽或变形，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典范。这种文学典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嘲讽的方式却开始被广泛地接受。09年的韩寒，似乎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从一个濒临留级却意外得到新概念一等奖的幸运男孩，到如今已然是一个意见领袖和大众明星，韩寒的经历多少掺杂了些传奇的成分。韩寒的文章多以对社会个人及群体辛辣的讽刺著称，玩世不恭，以一种看似很散漫的态度去直视很多严肃问题，这种态度迅速得到了广泛拥护，他的粉丝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似乎除了政府机关，全中国都在为他喝彩。

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许知远在《庸众的胜利》中就很直白地否定了这股社会热潮。“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对于公众的不满，“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对于韩寒的写作方式，我甚至可以说有好感。我并不认为浅显直白就是轻浮的表现，当然对于韩寒，我的确不认为他可以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但如果这也算是错误，白居易也该被拿出来批斗了。对于韩寒文章中灵机一动的文字，有时也确实发人深省。

但一切仍不足以使他得到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我们可以欣赏他玩世不恭的性格，却不应该以此为傲。如果一个社会把嘲讽作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切直白的对抗和勇气都被遗忘，那未免太为过分。这也许正是许知远所说的庸众和嘲讽，“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愚蠢和怯懦”。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行动可以迅速被遗忘，温柔的隔靴搔痒却可以青史留名。这种可以全身而退的两全之策，充其量是幻想的大获全胜，像是世界杯后场的导脚，看似是在伺机而动，其实却永远无法撕破对方的防线。

但这仅仅是庸众的错误吗。庸众之所以沦为庸众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又是因为什么。我们并非朝鲜的可怜孩子，听着国歌都会泪流满面，我们不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但为什么面对社会不公，大家都只是嘲讽嘲讽一笑了之。

因为我们既是社会不公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我们被各式各样的网牵着，破坏任何的一支，就会打破平衡，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与其说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正面反抗，不如说我们是在逃避与自己的搏斗。

而嘲讽，本来作为一种情绪的缓和剂，是不是又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当嘲讽被愤怒和怨恨所控制，成为了面对社会不公时产生的不良情绪，又与挖苦何异。长期浸泡在嘲讽与挖苦的糅合物里，极端和冲动就无法避免。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热潮，并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严肃与认真，正在被边缘化。

我在李欧梵《西潮的彼岸》上读到了塞弗尔特的《瘟疫之碑》。我并不了解诗中的意象，也许只是断章取义，但它作为结尾，确实再好不过。

我是在瘟疫教堂受洗的

圣罗契教堂在奥沙尼路边。

我站在奥沙尼的酒店路边

在夜晚——我常倾听

掘墓和抬尸首的人

唱着他们玩世不恭的饮酒歌。

那是很久以前，歌声早已消失；

到了最后，掘墓的人

终于埋葬了自己。

但我并不想写这些东西。现在人们流行把生活中心一分为二，一半是娱乐，一半是文化。娱乐只是消遣方式，文化才是目的。于是就冒出来了许多文化名人。于丹开始上台给我们讲论语，她能把论语倒背如流，将每个章节讲得栩栩如生循循善诱，但这些的代价是巨额的出场费。现代的孔子是台上宣讲台下数钱。易中天也靠着另类三国红遍中原大地，他不想前者那么见钱眼开，也确实有些真才实学，但却热衷于上台臭显而不是安静地做学问，以挖苦为乐，恬不知耻。我们的大师余秋雨相比之下就沉稳的多，他的出场率远没有前二位这么频繁，名声倒也不坏。这是个非常微妙的人，所以我打算写写。

当我还在初中的时候，所有语文老师都会向你推荐《文化苦旅》。我一度还很痴迷。只要学会了那种忽悠式的结尾，一般老师都会给高分。我对余秋雨的认识也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一开始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那时我很傻很天真，见到华丽文字就像见到了大钞，何况我们的余老先生还巧妙地以历史作为背景，这样语言就显得又华又实了。虽然我看不懂，可我还是很喜欢。我还一直很佩服他千山万水跋涉的勇气，直到现在仍然是。这种勇气在当今中国文人中太稀缺了。它是成为大师所需要的必然过程，虽然远远不止这些。

等到我稍微有了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我发现我仍然读不懂这些文字，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怀疑作者是否能理解自己的意思。然后我陆续读了他的一些其他作品，大师的文字仍然云里雾里耐人寻味，像是皇帝的新装，给我一万年也许还很难嗅出些什么东西。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推崇他。直到几年之前，我偶然看到了一则新闻，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成立啦。我很感兴趣，于是继续往下看，我就看到大师本人声称，“这个名字不是我提的”，我那时很同情他。被人强加大师的称号，一定是受宠若惊很复杂的心情。我还希望那些提这个名字的纨绔子弟早日去掉这些肉麻字眼，别再玷污我们的文化。可几年过去了，大师二字仍旧亮晶晶地伫立着。我就有些失望了，即使大师那些号称文人雅士的忠实粉丝们仍然认为这些理所当然。

其后大师开始发表言论了，“独自守护中华文明十余年，看着这个幼弱的孩子长大成人，终获世界承认，心里很是快慰。”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台上夸夸其谈尽显镇守雄风，把台下学者的一切努力和成就揽为己有，独自守护，还真是孤独万分。老愚评价的极是，“十余年来风光无限，俨然一尊文化守护神。这是一尊纸糊的大师。”我虽仍然看不懂他的文章，却开始对他的为人略知一二了。“诈捐门”既出，就明白了。

大师的确是有些真实才干，只不过没有他吹的这么玄乎而已。他确实拥有难能可贵的决心，我也相信他走遍五湖四海绝不是为钱，但我说过，在通往大师的路上，这只是一个桥段，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文人他是可悲的。他并没有他行为中所流露出的那种虚伪，也并非没有高尚的价值观，相反他对这些一定心知肚明。但他奉行的确是另一套观念。他肯定也极力想回到前者，但越想就偏离得越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已经身不由己了，太多外物左右了他的选择。从一开始他选择激流勇进，就注定了他的插翅难飞。

雨果写《九三年》的时候，是1872年，那时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事实上，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酝酿和收集资料，然后在十年后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雨果穷尽毕生智慧和感悟的传世之作。1872年，巴黎公社刚刚失败，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枪决，法国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绝望。然而《九三年》所描绘的1793年，却是一个同样混乱，但充满希望和革命的年代。

1793年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汹涌的年份，路易十四被推上断头台，雅各宾党的三个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分别代表了革命的三股势力，然而彼此不和，革命最终成为了恐怖统治，三人最终也相继暴毙。而《九三年》描述的，则是发生在旺代保王军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及其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还有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朗德纳克从海岸登陆，准备在旺代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复辟行动，而拥有超人军事才华的郭万则每次都给予重重阻挠，罗伯斯庇尔派去西穆尔丹来帮助和监视郭万。最后朗德纳克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围攻，良心发现，放弃了逃跑的机会，返回大火焚烧的城堡中救出三个孩子，郭万为叔祖的人道精神感动，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则在郭万人头落地的同时开枪自杀......

雨果竭力为我们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面孔。他尽量避免自身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流露，这一点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只有时间是真实的。时间才能见证一切，绝对的善和恶是不存在的。朗德纳克作为保王党，象征着过去，同时对所有革命人士决不饶恕，但他却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勇敢和谋略，并且作为一个将军，他对一切都一视同仁。在颠簸的船上，炮队队长的失误让巨炮疯狂地破坏着船身，而队长英勇地前去阻挡最终使一切化险为夷。朗德纳克先把圣路易十字勋章别在队长的短袖上，然后把他拉出去枪毙。很多时候朗德纳克都是战场上最冷静的人，他永远是冷静地指挥战斗，不论情势大好还是被逼上梁山。

而西穆尔丹则代表了革命，代表了未来。他曾经做过教士，也是郭万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孩子，他对郭万的爱甚于一切，但最后，他仍然没有原谅郭万的错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对他执行死刑。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却拥有着一颗残暴的心。他主张将一切保王党俘虏处决，认为只有恐怖才能根本地解放思想。那时亲王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而公社的口号则是“绝不宽大”。所谓“一边是残暴，一边是血腥”。而雨果对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的描述也颇有意思。三个巨人在咖啡馆里商量计策，永远得不出一个答案，每个人都对另外的人心存猜测，马拉拥有毒刺般的微笑，丹东更像是一个不够聪明的小丑，而罗伯斯庇尔则一直是老谋深算心机重重。他们互相攻击，革命成了权力的争夺。等到马拉死了之后，原来他的敌人反而开始恭维起来了，不是因为他成为了某种精神，只是他成了更好的工具。

相对来说，郭万是雨果所极力赞扬的一个形象，他唯一的缺点似乎就是他的太过仁慈，最终这也毁了他。他三十岁，风华正茂，拥有强大的军事才干，连战连捷，但对弱势的敌人和战俘却总是选择宽容，他对刺杀他的君主制拥护者说，“你得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最后残忍的朗德纳克听到了一位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冲进城堡救出了三个孩子。郭万再一次被震撼了，他曾信誓旦旦地说抓住叔祖后立刻枪决，但这时却又动摇了，最后他选择了放走朗德纳克，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决定。他固然出于人道放走了朗德纳克，但同时也可能伤害更多的人。但正如他说的：“一个发生在我眼前的善良的行动，使我无法看到一百个罪恶的行为......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我这么说，好像对自己不利。其实不然，我是在为自己说话。一个有罪的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也保全了唯一值得保全的东西：荣誉。”这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临死前想了很多很多，他对西穆尔丹说：“哦，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就在于：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善于思考。你要建立一个使用利剑的共和国，我要建立......我要建立一个理智的共和国。”晨光出现之前，西穆尔丹问他：“你在想什么？”“未来。”郭万答道。

雨果所描述的这场革命充满了辩证性。一方面它倡导平等与博爱，一方面它却是用暴力和恐怖来达成美好目标。雨果为什么要描述这场你死我活却没有结尾的革命？他是想告诉我们，一切党派之间的搏斗都是多余的，不管它所代表的是进步还是陈旧，是未来还是过去。他们的本质都是人。最终的目标永远是人道。革命的起源就是对不人道的不满，如果新政权也以不人道的方式执政，它也注定不会长久。

雨果很聪明地在开篇描述了一个故事。共和军路过森林，看见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第一句话问的是“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女人摇头说不知道。他再问，“哪个是你的祖国？”女人又摇头说不知道。她知道的只是她属于哪个田庄，她三个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其他她什么都不知道。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他们都是野外的棋子。当他们被号召被武装起来踏上战场，他们甚至不知道为谁而战。为自己的党派？他们似乎也只知道这点，但为什么？为自由？为解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只是向往平静的生活，田庄里日复一日的美丽日落，晨曦下拂动的麦穗。他们盲目地参与，然后无辜地死去。

发生在九三年的一切或许壮丽，或许引导了之后世界性的颠覆。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记住了巨人的名字，而忘记了他们身后那些一无所知的赴死战士，和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我模糊地记得长辈们说，北岛是一个时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可是他仿佛已经和屈原一样遥远了。关于这个时代，我们从未经历过，经历过的人也鲜有提起。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它似乎被完全遗忘了。

要不是书店冷门书柜上的《七十年代》，或许我眼中那个时代的标志，仍然只是文革和开放，四人帮和邓小平。如果不是作者里的一长串有的名单，我或许仍对它不屑一顾。是北岛，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柏桦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名字似曾相识。我零星读过他们的书，但却都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翻看之后，我却热血沸腾。真挚的笔触把我带到了那个愚昧的纯真年代。我听到文革时北岛在去工棚取铁锹的路上兀自呐喊我不相信，陈丹青幸亏年轻的无奈感叹，穆旦的意志之光，“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还有梁漱溟“在生命终点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世界会更好吗”。

世界会更好吗。我怎么回答。我从记事之初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对从前一无所知。这个是个应接不暇没有方向感的时代，什么都在变，亘古的东西也开始被动摇和怀疑了。这又是个个人沉睡的时代，像《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人们自发热爱压迫一样，我们很容易就被带进意识骗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暴力和强权中呐喊，而是主观地顺从和接受。自由是被被不断强调的产物。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从来没有衡量标准。我又何尝不是一直“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

但谁又能回答。谁都对此模糊不清。我们的确拥有了多了太多的言论自由，但从前的纯真和道德约束却一去不返。时代和时代之间没有孰优孰劣的可比性，与其说它一直在变，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变过，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变的只是权力，秩序，自由的表现形式。谁都无法回答，就连经历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像《1984》中酒馆里的老人，他抱怨用公斤来做酒的容积单位，他说他们曾经的时代用的是品脱。但当真正问他关于从前时代的故事时，他却往往只能拾起这些琐碎，渺小的记忆。太少有人能始终如一地保持清醒和客观了。

北岛们难道不是时代转换的牺牲品吗。昨天大街小巷都还在吟唱他们的诗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忘了他们。除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诉说着真理，其它都变了。从前那批轰轰烈烈的青年人在变老，是读者也是他们自己。商业化的社会正间接地改变他们。七十年代的北岛永远只是七十年代的北岛了。现在的北岛，即使学富五车，对着记者说“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也绝写不出那时的《回答》了。所以北岛在文章的最后会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但时代不会消逝。它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不断会有人触摸到那个狂热，纯真但愚昧的年代。并为那时他们起身鼓掌。他们为我们再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身躯，躁动的灵魂。那时不止有政治斗争和改革开放，也有会唱歌的诗人，偷偷写小说的青年，干校劳动自取其乐的张梦得们。他们才是时代的主人和标志。

永远的七十年代。青春真美。

事实上我们也曾一度得到过天下，我们最喜欢拿来说事的就是汉唐，那时普天之下谁与争锋。这个梦到十三世纪被打破了。一支来自北方的蛮族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下子成了下等人。那个汉唐的鼎盛民族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了，除了些礼仪教条和血统——我们很喜欢拿血统当回事，事实上它不值一提。

除了这两者，还有一样东西顽强地活了下来，就是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从未认为天下会花落别家，但就连这种单纯的想法也被打破了。十九世纪，占领我们这儿的蛮族被西边更远方的蛮族赶走了，我们也连带承受接连的耻辱。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无力反抗了。

战乱不休，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片土地才恢复了稳定。一群充满理想气质的领导者们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这与其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再生，不如说是一个新民族的形成，即使我们仍旧保留着教条，血统，当然还有自豪感。这时我们知道天下不止在中国了，于是就开始回忆，曾经，天下为我们所有。

回忆与现实的反差总是催人上进。开始我们渴望用最短的时间爬到顶端，却摔得不轻。这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了混乱和纷争，曾经的荣耀蒙住了他的眼睛。面对这个眼花缭乱的天下，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

三十年的时间让他恢复了理智，他开通了贸易，接受了新事物，思想上也不像从前那样戒严了。又一个三十年，他仿佛开始拥有一个举重若轻的新身份了。为了这种身份，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传统断裂了，环境遭到了考验，古老文化与信息世界的对冲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价值体系------

但他得到了，终于得到了这个身份。哥本哈根会议，金融危机为他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舞台，他终于有资格向世界叫板了。六十年的努力与等待，不就是为了此刻吗？他要让全世界盯紧屏幕上的奥运鸟巢，看世博会的门庭若市，他要代表所有被欺凌过的国家说话------久违的自豪感又来了。

这股强大的自豪感成为了一种向心力，原本混乱而迷茫的社会有了一股共同的声音——我们日新月异了，强大得无可媲美，我们要让曾经带给我们耻辱的国家感受耻辱的滋味，我们要复仇------贸易和政治上，我们也迅速地显示出强硬的姿态，在铁矿石价格僵持不下时，胡士泰意外地落入了法网；信息巨头Google也遭遇到了权威的挑战，至今仍后果未卜；英国和日本的毒贩先后被处决，对方政府的谴责与遗憾被置若罔闻，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他们代表的仿佛是一个世纪前的暴力和侵略------我们有做主张的权利，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身份需要彰显，而彰显的代价是——一群群人迅速地出现，然后迅速地消失。这些名字也许曾短暂地引起轰动，但同样快速地被遗忘了。胡士泰，刘晓波，许志永，阿克毛，赤野光信------他们有些是无辜甚至大义凛然的，有些则是无恶不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这个国家彰显身份的铺路石，是必须要牺牲的代价。

最终力拓妥协了，半年的争斗仿佛从未发生过，一切只是一场误会；Google没舍得彻底退出，先回香港短暂地对峙；日本和英国也不再吵吵嚷嚷。大家都双赢了，合作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但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了吗？还是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迷茫？我们毕竟还应该认识到，天下不在我们手里。这样执着，强势的追求，渴望用最短的时间成为第一而忘乎所以，我们 并不是没吃过教训。压抑了太久的自尊心，终于得到了机会证明，但有必要这么操之过急吗？如果让盲目和狂热成为了社会主流，那我们与曾经闭关锁国的泱泱清朝又有何相异。

若再回到出发点，身份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因为这只是敏感的自尊所造成的虚荣，为我们带来短暂而脆弱的满足感。

我才十六岁，却已经记不清自己多长时间不曾幻想了。我记得小时候我想当一名船长，或是一个善良的海盗，在蔚蓝大海上缓缓漂浮，视线的尽头有一座美丽的小岛，椰子树比山坡还要高。后来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坐了真正的船，却渐渐对它冷淡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抹灭美好幻想的，往往是真相。

太多美好被抹去了。有些还可以大海拾贝，有些却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我模糊地记得，有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书架上胡乱摸索，找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看到窄窄书名的时候我久违地发了阵呆。一片金黄色。风起的时候齐齐地转头。画面的左边有一个矮小的稻草人，它的脸被孩子们刻上了一个巨大的笑脸。很久我才清醒过来，眼前却一无所有。

我欣喜地向下阅读，渴望找到描写麦田的片段，我想知道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一生。幻想能给予人感动，而这种感动如今也只能在书中有丝毫寻觅。我飞快地翻阅，可直到结束，书中也没有关于那个麦田守望者的丝毫描述，我看到的只有一个落魄少年短暂而失败的流浪，他被室友欺负，愤然出走，在纽约的夜总会里闲逛，还在宾馆里遇上了一个讨厌的妓女，外面的世界没有给他任何的惊喜，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挥霍光阴，就连他最敬佩的一名老师——他收留了我们的主人公霍尔顿——但这老师却竟然还是个同性恋。如我一样，全书唯一提到麦田的，也只是霍尔顿片刻的无聊幻想。最后流浪失败了，他回了家。

我没有收获到我想要的，却在放下书的一刹那感到了一阵巨大的震颤。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在世界的另一端，也正独自穿行。显然，霍尔顿比我更有勇气，为了心中那个荒诞但并未泯灭的梦想，选择了流浪。但背叛的代价也更大——他看到的是更丑恶的现实，他非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那片麦田，还让它被黑色洗刷了。故事的最后他被自己的妹妹所感动，为了她选择回家。这的确是个温暖的结局，在我看来却是个悲剧——流浪就此终结，他再也没有寻找的勇气。麦田消失不见了。

每次洗完澡，蒸汽都早已模糊了浴室的镜子。小时候，我很珍惜这种时刻，我会小心地用手指在上面笔画，画一艘船，下面是浮动的波浪，船头伫立着一个很抽象的船长。然后我会后退一步，久久地盯着这幅画面，直到蒸汽慢慢褪去，镜中的自己重新浮现，那双水灵灵的眼睛写满了失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习惯性地用脸布将蒸汽擦去，照着镜子抹平自己的头发。有一天我突然停住了，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那么苍白，那双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光泽了。

霍尔顿的老师教导他，“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它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时他疲倦极了。他流浪了不少天了。之前他在出租车上问司机，中央公园浅水湖的鸭子到了冬天都去哪儿了，是被卡车运走了还是自己飞去南方了。司机回过头来大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样的傻事！

到底是谁改变了我们，是长者，是时光，还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成熟是一次次屈服的过程么。世界太五光十色，目不暇接，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跟不上风驰电掣的节奏，就意味着灭亡，而为了接受，幻想被迫退出。天真是幼稚的，堂吉诃德是马路中央的小丑。

如果我们能像霍尔顿这样，或许还不枉此生。他愿意为了他的事业英勇死去，即使他的梦想遥不可及。他说，“我老是想象，有那么一大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但正如他老师所说，他实在太不成熟了。他不知道这需要多大的代价，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搅乱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更多选择的是临时的重温。那时我会站在南面的阳台上，闭上双眼，张开双臂，现在我就是船长，我站在船头，风透过我的身体。

他曾经是辽宁十连冠的功臣，退役之后开始赌球，赌到后来坐了庄，稳赚不亏。他在圈内有绰号“老八”，前七位至今还没有下落。他算是个聪明人，依靠广泛的人脉控制了比赛。但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黑夜里看守所的墙壁，也许可以作为回忆的幕布。如果不带主观情感，故事的开头会是段比较辉煌的体验，等到回忆逼近现实，他才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落差感。然后，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因为你无关紧要。因为你还不够无耻。

你还不够无耻。赵牧曾经这么评价香港队。当时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7：0大胜香港队，还是由于净胜球出了局。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球迷们纷纷讽刺足协的数学水平堪忧。多少次球迷就这样一哄而散，他们不过是唏嘘一下如今的物是人非，或是把国足当成一个低俗的玩笑，似乎他们连耻辱也不配承受。与其说球迷们还忠于足球，不如说他们更多时候想看笑话，偶尔思念一下略有溢彩的旧日曾经。他们似乎对于现在没有了任何感情，也许是厌恶了那样的激情岁月，每一次歇斯底里的呐喊不过是隔靴搔痒，让足协吐出个不大不小的泡泡。

今年他们没有再做尝试，足协却吐了血。

南勇，杨一民被刑事拘捕。作为足协最硬的两个人，他们曾回应了体育总局的要求，“坚决反对足球比赛中的违反体育道德和违反法律的不良行为，坚决拥护有关部门的抓赌打假行动，并将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我看到那时图中的南勇西装革履，目光炯炯而坚毅，他的身后是以绿色为背景的足协标志。他们渴望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扫赌，然后适可而止。

但这次的风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尺度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它原本也许只是一场闹剧，或许根本没有幕后策划者。但随着推波助澜，它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是时候该出口气了。先把最高层绑起来。要记录，我不信你一身正气。但这仅仅是出口气。没有人知道之后事态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中国足球将来怎么走。原来笑话一般的存在，现在需要人去承担。就像愤怒的人民推翻了独裁者，但他们找不到其它的方式去统治国家，于是成为了新的独裁者。现在足协人去楼空，56岁的韦迪火速上任，如此仓促，他不会是真正的改变者。“只是因为太多的事情需要延续，联赛不能耽误，尤其不能影响国家队参加迫在眉睫的东亚四国赛”。

那么是谁呢，改变者是谁呢。谁也不知道。但我们至少能模糊地得到一个积极讯号，反腐已经开始，从足球开始。这场运动原本的出发点只是扫赌，但却意外地偏离到了反腐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对于事态之后发展的迷茫而做的心理安慰，还是第六感的暗示。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是南勇从表态扫赌决心到自己被抓住这么短还是无比漫长。我只知道改变总是对的，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再怎么艰难，也要比让这个庞大的黑色系统继续安然运行下去要好得多。

吕东在看守所里应该能弄到一份报纸，或许得到的时候已经被蹂躏不堪。他看到南勇被捕时会是什么感受，他会不会涌上一股巨大的惊讶。他又会不会平静下来，感到事情的必然性，感慨时间的仓促。如果他还有些良心，他会不会悄悄地为之振奋。

南勇被关进了看守所。他曾经是著名的铁腕，雷厉风行。但他即将被关进更为无情的牢笼，这是一辈子也偿还不了的债。他是个大人物了。这和以前不同。但他只是足坛的大人物，一张巨大网络上的显眼节点。在这张网络上，他仍然无关紧要。

但这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一个正在终结，另一个已经开始。

一对路过的情侣。他们在我茫然的时候拯救了我，仿佛是被我的急切神情感化，给我指明了路。但他们显然后悔了。他们开始交替地回头打探我，并刻意加快了脚步。我便躲开，并作出焦急拨打号码的模样，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坐上地铁之后我开始对刚才自己的行为忍俊不禁，但同时也清醒认识到自己刚刚是出于那么一种强烈的本能。

本能。我想它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虚假和复杂了。毫无必要的掩饰。那一瞬间我有一种那么强烈的身份焦虑感，以致我把自己当成了骗子。什么时候我如此惧怕陌生人的回眸和审视，陌生人们又在什么时候对一个问路的请求都斟酌不下。我抬起头笑了。对面的妇女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在与我的眼神相接时却又那么熟练地摆出笑脸。

我低下头。我想起昨天做的梦。它显得那么真实，在我醒来之后仍久久挥之不去。但当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记录时，我才发现它描绘的原来是个关于虚假的故事。

我梦见自己住进了一幢摩天大楼。在58层。我不会记错，当我进电梯时它那么清晰地显示在电子屏幕上。

然后我转身，观光电梯仿佛没有玻璃隔膜，一切唾手可得。下面的世界栩栩如生。那是一个巨大的咖啡厅，红色地毯，数不尽的环形楼梯。漂亮的迎宾小姐和彬彬有礼的侍生。光透过远方玻璃幕墙发出刺眼的散射。模糊了边界。

一开始我仅仅是惊讶。然后有个念头一闪而过，我要占有它。电梯到达底层时有一阵轻微的振动，增加了场景的真实感。我要占有它。

此时地铁也到达了站口，快靠近人民广场了。停站的瞬间有个惯性的向前。似曾相识。对，就是这个感觉。我压到了前面的男孩。他与我的年纪相仿，还在听耳机。那一瞬间，他皱紧了眉头，让我甚至感到了一种他要杀人的冲动。但他立马把头转了过去。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当他再次转回时，他显得既不高兴也不痛苦，若无其事。

我到了大门口，我看见了熟悉的身影。但我记不起他是谁。他好像沉浸在什么里面，我感受到了他的贪婪。我好像突然失去了理智，疯狂地殴打他。我质问他还有没有良知。那时我就在问自己良知是什么。然后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愧疚，一种钉入心扉的愧疚。但我还是冲上去继续打他，仿佛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人群在互相推搡着，那样拥挤仿佛没有个人的空间存在。每个人朝相同的方向摇来晃去。表情也都，都没有表情。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身后一片绿荫。但我不能感受到任何欢愉和放松。我捂着脸。那幢楼，那幢楼是假的。那里面个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已经完全被俘获。他们知道自己被俘获，但没有选择抗拒。刚刚我殴打的他，对自己的一切罪行供认不讳。

我又想起那对情侣。他们那么后悔于听信了陌生人的话，即使他们对陌生人的身份一无所知。是个暗示？还是个先行词，之后有更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没有兴趣去探险，如果不理睬，一切就无从发生。但已经理睬了，就要戒备到底。

突然有个声音告诉，在远方，有个有良知的人。我不知道良知的意思，但我却对它模糊地相信。一开始我仿佛看到了光明，但很快我陷入了一种更大的焦虑和失落。不仅仅是这幢摩天楼，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人们已经被俘获，整体地被俘获，还有意识的人却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与一个政权为敌，到底还是有战胜的勇气。然而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文明，一个时代。但远方，还有个人。

我醒了。梦结束了。结局已经明了，他也将被俘获。

他们都被俘获了，拥有了相同的自我。他们对外界充满怀疑和畏惧，却同时和外界保持着惊人的相似。个人没有思考的余地，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是他人，仿佛生命是寄生的。他们或许知道被俘获了，但他们看到身边和对面，每个人的面无表情，就心甘情愿。这或许成为了最后的真诚。

去年9月26日，未经任何培训匆匆上岗的刘汉黄被巨大冲床砸断了三根手指，未经及时医治使他失去了右手腕以下所有部分。今后的10个月，他不断地上门总经理要求合理赔偿，从来都是被冷眼相待或是像狗一般地被赶出去。6月25日，三名老板再次将他踢出了厂外，“刘汉黄跌坐在地上，头上又挨了两拳”，他突然站起来，左手从腰中掏出了刀。

三个月后的东莞看起来并未显得人心惶惶，大家已经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荒诞是这座没有灵魂的城市的主旋律，短时间的风平浪静反而会令人感到不适。这里的夜晚依旧光怪陆离。几名高中生模样的青年聚在角落里抽烟。穿着暴露而低俗的男女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头发蓬乱的孩子们站在喧闹的服装店窗外，灯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却凸显了他们目光的无神。街上看不见本地人，却挤满了五湖四海的打工仔。他们曾经是多么踌躇滿志地来到这里，渴望重演流言中的暴富神话，却这么快的被这里同化，学会疲惫地挥霍人生。

马路上一闪而过的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面坐着的老板，从不正眼看人”。 他们在东莞如此混乱地并存着。到处都是挥金如土的大腹便便和他身边连土都买不起的工人们。农民工貌似主导了这个城市，到头来还是被这个特定阶层当作蚂蚁一般地使唤。

这群蚂蚁，在柏林墙倒下的第二十个年头，突然地爆发了。先是通钢，愤怒的工人硬生生地打死了总经理陈国军。再是6月25日，一只手，对抗命运的惨剧。如果你足够仔细，你会发现他们要的实在少的可怜，不过是一些刚刚满足温饱的可怜保障。他们实在已经忍无可忍。

这个曾经最骄傲的群体，曾经缔造了一个三十年中国奇迹的人群，一个为经济贡献每天超过十五个小时不间歇劳动力的人群，在默默地忍受了冷眼和嘲讽，轻视和侮辱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连最基本的生存也满足不了。他们酷似奥威尔《动物农庄》中的老马“拳击手”，他们也对国家有足够的忠诚。但在生存面前，理智的底线迟早会被打破。社会矛盾就这么不堪目睹地发生了，它大面积地席卷，激烈不可阻挡，即使我们不断做着无力的掩饰。刘汉黄不会是最后一个。太多的刘汉黄正躲在不满十平米的小屋里迷惘，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被侵害，他们也曾怯生生地向叼着烟的老板索要赔偿却被扫地出门，他们只是还未达到底线。

这是该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正在对这个庞大的人群做什么。他们为我们输送了充沛的劳动力却一无所得。他们也许花去了全部的家当来到陌生城市，最大的奢望也许只是一顿酒足饭饱。舆论和政府需要站出来，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不仅仅是委屈求全向受害方道歉，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反省和一纸空虚的两年死缓，他们需要的是拯救更多隐藏着的受害者，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变革，需要的是诚实和信念。六十年前天安门的高昂宣言似乎与如今背道而驰了，我们如果连回头的勇气也没有，怎么去肩负。

--刘汉黄说：“我不想给别人一种印象，好像我是在讨别人的同情。”

--刘汉黄贵州的弟弟刘汉禄说：“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台商家属拒绝采访，他们更换了“不称职”的保安和厂里所有的贵州籍员工。

如果你安静地听，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上，其实隐藏了太多无力的呻吟。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听见，我们只是刻意捂住了耳朵。

高中不同。它介于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它既摆脱了天性的幼稚和盲目，也没有萌发出那种值得引起注意的思维躁动。它是一个短暂成熟的过程。我渴望在这里找到一些意气风发的思想，挥斥方遒。但直到两个月后的今天，在这个集结了全上海同龄人里最优秀和敏锐头脑的地方，我还没有找到。

我并非吹擂自己的成熟，尽管我一直在文字中试着这么假装－－我在生活中几乎一直都未曾有这种迹象。我会在宿舍里和同学们一起说粗话骂人，会用各种夸张的表情来模仿老师上课的方式，会在打篮球时和别人吵架发誓一个月不说话到了晚自习却又蠢蠢欲动，会看着前座的兄弟给女朋友发短信时撇头炫耀自己的清高心里却略有不甘。我还没有勇气去将自己置于孤独，不像那些留下名字的人。

但我真的期待一种心灵的共鸣。我渴望在这群将来注定成为社会领袖的同学里听到他们的立场和声音－－我曾为成为这其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但我现在却觉得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幻境。一种上进却浅薄的情绪正困扰着这个精英的摇篮。这里的同学能够不间断地背出派的小数点后几十位，却都未曾听说过乔治·奥威尔的名字；他们能对根号一到根号三十五的小数点后20位过目不忘，却对政治和商业缺乏基本的热忱；喜欢文科的同学抱着从盛产垃圾到盛产病毒的新概念作文集，为写出生僻的词组和华丽的语句而洋洋自得......知识好像大麻和酒精，成为了炫耀和麻痹自己的药物。

这个本该充满人文氛围和科学自由的地方，正在蜕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场。一种对技术的疯狂迷恋正笼罩着我们，所有的目标都变得量化而肤浅，仿佛所作的一切只是急躁地渴望证明自己。他们缺乏对社会的探索和涉猎，也不见得显示出热情。他们仿佛只原成为其中一个尖端的齿轮，而看不到整体。全面发展被粗暴地理解成各门考试分数齐头并进，正如把知识领域划分成文理一样荒诞，而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崇拜对象和标准。

在此我并非是说我的高中生活不快乐，或是我与同学有敌意，恰恰相反－－在这里与几乎是全国顶尖的人才在一起，一起竞争，一起生活，着实是一件令人激动而兴奋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也并非向我初中所抱怨的那样无趣，在这个花季的年龄它充满了亮点。它只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些共性，伴随时代而来的必然共性－－

透过这里不正折射出中国的镜像吗？在这个一直号称要光大古老文明的国度里，一种急躁的利益化情绪正垄断着民族心理。巨大的努力往往被证明是肤浅而缺乏远见的。钢筋水泥的堆砌来实现的GDP超额，赤裸裸的数字指标，悄无声息的权力斗争和长期官僚体系下绘声绘色的潜规则版《君主论》，新闻联播和作协主席嘴里与时俱进的马屁，还有那深受欢迎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我们也许正取得成就，但它注定是不长久的，我们大笔的精神资源正源源不断地为永不停息的政治巩固和宣传输送脑力，却无法为某些阶层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我又要引用《双城记》的开头了－－我们正升入天堂，我们也正落入地狱。这句话恰如其实地描绘了中国的现状－－然而我们升入天堂却看不到方向，我们落入地狱却依然毫无察觉。

看看我们各行各业的领袖们你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肤浅和混乱程度。太多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小学毕业，有些甚至不识字。他们多是在钢煤产业，在一个特定的奇异年代大放异彩，却没有基本的自制和忧虑感，甚至其中的一些在面对大笔钱财时无所适从，到澳门去一蹴而就。而更多的北大复旦毕业生声称自己在大学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些高材生并不见得比从前更有主见，他们有些到了那些不识字的商人手下，成为了一个高级技工。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和暂时的五光十色所服务，他们甚至愿意成为犬儒主义的宠物。那些应该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复兴的使命，唤醒，号召的力量，改变的机会都消失了。沃尔特·李普曼和他的《新共和》曾经帮助美国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美国有相似的处境，但我们的《新共和》在哪里，我们那些应该站在时代舞台中心的人们在哪里。

有时我也会迷惘。我正在被这种气氛同化，并且不由自主。我在复习的时候偷偷地背二的六十次方到六十五次方，然后对同学们举着计算器验证我的记忆力。我仿佛得到了某种快感和满足，却很快深深地陷入了伤感。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很多时候我大汗淋漓地在学校的篮球筐下躺着，想着现在的国家，想着如何去成为一个社会精英去参与将来的国家走向。我也想成为那些留下名字的人。但往往只有在这种大汗淋漓无所事事的时候我才会萌发这种壮志雄心。更多的时候我惦记着是否能在周四恐怖的周爽中及格，如何取得高分去向周围炫耀，正如我们现在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绪。

哪种未来。该是我们意识与辨别的时候了。

他是那么在乎观众的感受，甘愿为他们改变一切。他没有说过一句“我不喜欢”，但从来都以观众作为主语。他善于煽动观众的情绪，熟悉他们的耳朵和口味。他想为他们尽善尽美，他总是苛刻地要求每一次试音，每一次彩排，每个音他都要注意。“这个音不自然，把它去掉，观众不会想要”，他在一次试音后很认真地对音乐总监说，神情中充满了感恩与专注。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深层次的怯懦呢，正如他说话的声音那样摇摆不定。他太在乎别人的认同了。他渴望用疯狂歌迷的呐喊来抚慰与逃避自己孤独的心灵。即使始终没逃出去。

于是他和那些疯狂歌迷互相成为了对方的奴隶，后者对前者的崇拜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前者则完全为了后者而活着。杰克逊无可媲美的才华将他推向了时代之巅，却也将他的个性压缩得扭曲而渺小。他舞台上的表演永远富有激情和想象，却也只能在这里激发他这些久违的情感。生活中的他通过许多荒诞的方式企图寻找自我，却总落得被嘲笑的下场。除了舞台，哪里都成了他的负担。在舞台上，他却又看不到自己。

用爱，因为爱......他几乎每次表演完都要这么鼓励自己和合作伙伴。四十年的表演历程，却未曾沾染他纯洁与虔诚的灵魂。爱是他的心灵调剂和灵感源泉，它为他的歌曲抹上了一层伟大的色彩。但它对于杰克逊本人却是那么模糊与飘渺。他是个被信仰欺骗了的男人。他相信那些美好情感的存在，但他不曾拥有。他为自己建了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对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开放，他渴望从这里拾回那些他错失的温暖与感动。但他是聚光灯下的人了，荧幕会用各种方式将他锁住。没有自由，在哪里他都得不到快乐。

回到舞台，这个他唯一能够呼吸，证明与释放的地方，这个同时困扰着他让他迷茫犹豫了一生的地方。伦敦的五十场演唱会将是他的谢幕演出。他喜欢漂亮的结尾，正如影片中他在舞台上的每一首歌都舍不得结束，他总是不断地想出更奇妙更震撼的结尾。变换的嗓音重复演绎的结尾常常让现场气氛达到新的高潮。但这次他没来得及结尾就消失了，这或许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意外结尾。它褪去了所有修饰的成分，像影片名字那样直白地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传奇，伟大却荒诞的一生，难以用一个绚烂的结尾去定义。

影片最后，杰克逊演唱结束，张开双臂，闭上眼，头微微扬起。这样的满意瞬间被定格在了画面上。很多年以后，我们往往记住了这样的瞬间，而忘记了他的一生。

信仰向来就未曾支配过我们的历史。我们号称儒学已经取代了信仰的必要，多么可笑地逃避。儒学带给了我们千年的道德约束，但它未曾超越这一范畴。

我们是个充满现实感的民族。常常是一座庙宇里一边坐着笑容满面的弥陀佛，一边立着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帝王们为巩固统治常常自诩为天子，用天人合一的饰物来证明自己的地位。但这并没什么实际意义，人们厌倦了王朝的更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保持清醒客观的政治立场，统治者无法轻易地利用宗教而使其愚昧化。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时局的变动，很少有人会长时间地对一个政权表示忠心，大部分人只是顺应天命，长期以往便形成了集体的政治冷感。当然，以上都是在民族之内的前提下进行的。

若是外族入侵，我们的民族感往往会突然地爆发，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此时我们却又缺少一种博爱，一种包容，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沙文主义充当了我们的全部动力，事实证明这种动力狭隘而极端。

明末满清人的入侵让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相当长的时间内汉人凝聚着企图重新振兴，但满清却在这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着牢固的统治。汉人的凝聚终究被时间所湮没了，他们屈服于了外族的统治。一百多年后满清政权已经腐朽不堪，汉人却未能及时地重新凝聚。维系一个濒危民族的纽带往往是信仰，它能帮助一个灭亡的民族历经几百年重新走到一起。很可惜我们没有。

（二）

人类是需要信仰的。即使几百年前欧洲曾经因为他险些走向了愚昧的极端，但它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源泉。它无可替代，但我们将它空白了。

这一精神的荒芜在解放后达到了极端。战争中信仰暂时被民族的生存意识所挤压，但战后人们失去这种紧张感时这里又重新空空如也了。我们填补它的方式是狂热的个人崇拜，它甚至成为了一种另类的宗教。但它崇拜的对象毕竟也是人，它作出的决定并非像神一般博大而深远，但大部分人的非理性崇拜却释予了这些决定前所未有的权利，它完全淹没了少部分人的理性反驳，向着荒诞的方向奔驰而去。这种崇拜赐予人们无穷的乐观，这种建立在无知之上的乐观引发了一个漫长的愚昧时代。

（三）

信息的大量涌入让我们结束了长期的愚昧生活。人们的自由意识开始觉醒，抛弃了以往的狂热崇拜。国家也变得更为自由和成熟。这种时代的变换快得惊人。

然而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畸形的觉醒呢。人们追求的自由往往只是物质欲的扩张，他们看不到更深层的东西；人们在这个太多元的世界里迷惘了，他们没有了最基本的善恶感，证明个人的方式往往是堕落和奢靡，这几乎成为了社会风气；他们不再对个人过分狂热的崇拜，却开始习惯于空虚地质疑执政党。

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没有一个在错综复杂的时代里把握整个民族的风向标，我们像是各自奔散在草原里却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需要质疑的是我们的向心力在哪里，它不应只是一种爱国情绪，它需要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汪峰的新专辑名叫“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的只是在空中飘扬而已，它支离破碎。

中国农民往往是一个被普遍描写的群体，他们身上有着直观的时代特征。现在的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把地和房子卖了，为了财富无目的地到处游荡；他们在乡间的庙里放上奇形怪状的东西来膜拜；他们没有道德底线，变得疯狂无可畏惧。

往往我们把他们的特征集合起来，再极端化，我们就看到了自己。

时隔两个星期的作文终于发下来了，我看到前桌的同学们大段大段的红色评语，再看到自己什么也没发到，我猜我的文章被老师拿走了，我还猜他会在两个小时后的语文课上读出来。那篇文章我确实自认为写的很牛逼。两个小时后，我在我杂乱的书堆里找到了被发下来的作文本，那上面空空如也，甚至连日期也没留下。像是一种侮辱。于是我去找老师，笑里藏刀地说老师你至少该给我留个日期吧。那位年迈而慈祥的老师戴上眼镜接过作文本端详了一秒钟说，我都看过了。

然后我照例坐回位子，先是把头低到课桌底下一顿咒骂，然后把文章扔回书堆，开始在语文课上做英语作业。我幻想老师走过来时我会依然桀骜不驯。但事实是他在讲台上有走下来的趋势时，我就把桌上除语文书外所有的东西塞进桌肚了。

我再次埋下头偷偷地咒骂。这很令人不快，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观点也仅限于没水平的老师和万恶的应试教育，实在是没有任何新意。而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两条固有思路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是一位富有理想气质的老师，除了上课时缺少分贝和幽默感容易致我小憩外几无缺点。我实在不能说他没水平或者与我的风格水火不容。我也实在不能说我考试时作文非考0分而考试外却才华横溢，对考试的厌恶几乎成为了我之前大部分文章的主题，然后我终于发现它的可怕之处，不是让所有人变成傻子，而是让傻子拿它作为愚蠢的理由保持愚蠢。即使我不得不说应试教育依然如此万恶。

我突然觉得应该是一个直视的时候了，我的文章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出色。只是太多的人给予我鼓励，这的确成为了我这么多年来坚持写下来的唯一动力，但它同时掩盖了我的无数缺陷，或是说它并没有掩盖这些缺陷，仅仅掩盖了我自己的眼睛。这么长时间我仅仅是靠自己的天赋在写作，我并没有很多积累，即使我总是喜欢带着一本书到处装x。我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只不过以前我的天赋还没用光而已。

而现在它就要见底了，我却还沉浸在对自己的美妙幻想中。我以为思想会弥补天赋的空缺，却发现自己根本静不下来思考，所谓的思想只不过是陈篇滥调，我没有完整的思考方向和系统，很简单，我只是没有积累。山穷水尽已无路。

面对吧，这并不值得任何骄傲。你又需要拿起书了，正如太久之前一样。你需要建立志向，而不是把自己当得功成名就。你又要去探索那些真正聪慧而伟大的思想了，与他们交接，坐着虔诚地聆听。仅是聆听。该是幻灭的时候了。你需要寻找。

六月一个号称是公益行为的软件的强势出现彻底扰乱了互联网。它的全名叫绿坝－－花季护航，可有效过滤互联网不良文字和图像内容，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限制网上聊天、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国家每年拨款四千多万供网民免费使用此软件。

这是一个充满正义的口号：保护三亿青少年。但这也在各方面引起了疑问：为什么偏偏是绿坝，为什么只有绿坝。这个被称为“小学生都能破解的软件”，在它的实际功效方面并不如意，那么它存在的目的什么？

如今互联网已经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我们国家言论最自由的地方，至少在横向比较上是如此。这也是社会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这里危险而动乱，它的统治力度不够。于是绿坝出现了。 FT中文网上一则消息则很直白地提到绿坝还可以过滤和封锁政治。这则消息引起了我地极大兴趣，我点击查看，网页却已经被封了。

软件本身的争议和政府如此大力的拨款又让人很不自主地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的极权社会。书内“老大哥”代表的最高权力无所不在地监视着公民的生活，并不断地篡改历史和对公民进行思想禁锢。我们政府的口号却始终十分的大义凛然，“政府和各方面收到很多家长声泪俱下的控诉，救救我的孩子”。它再次利用群众的声音，证明了行为本身的正确性。这个场面我们见得并不少，五十年代的一张著名照片里，那个坐在比床垫还厚的几个村子堆积起来的小麦上的少女，笑容灿烂，看不到任何瑕疵。

可疑陌生的承办公司，扩大到外交部的发言，以及今天工信部有的放矢的“反对将问题扩大化政治化”，更让人觉得这不是一场仅仅针对三亿青少年的行动。这也不仅仅关乎公民个人的隐私。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说，这完全是一项公益行为，无可指责。强硬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此的重视。创造和谐似乎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互联网愈加壮大的各路势力。这将会是一场思想清洗。

互联网上的群体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强烈地反抗。以及电脑制造商，他们中的一些也选择抵抗，如google。当个人电脑变成了幕后人士千万个监视器中的一员，当你电脑里隐藏的眼睛开始强制你不去做一些你想或应该做的事情，互联网就失去了它最初的目的。它将仅仅变成一台庞大的宣传机器。

但我知道这场反抗也只能是表明个人的立场与态度，对局势并不会有本质的影响。今天工信部－－绝不强制所有电脑里安装绿坝，也只会是一个表面的退却。绿坝将来一定会用更为缓慢的速度渐渐弥补上这次让却的东西。但如今的反抗并不会是徒劳，我们有这么多清醒而客观的网民，就不会畏惧将来互联网的强权与奴役。

《1984》中说，“老大哥在看着你”

同时这也要归咎于我某一天的不老实。几周前我还是靠光明酸奶维系灵感，每次的大作告成时键盘旁总是堆满了光明酸奶的空盒子，然后自觉充实地去睡觉。然而那一次我不小心尝了大半瓶麦啤，回来一发不可收拾地写出了双城记。那天晚上真是灵感如泉涌，直到写完我还想再来个几篇，然后我的手指累了，我想就留到明天写吧。第二天一整天没了灵感，只记得睡前的只言碎语，我喝了好几瓶光明酸奶，甚至还尝试了新味道取代了原味，仍然是只进不出。我想完了，廉价的不要，迷上贵的了。这几天酒井法子事件让我冒了冷汗，心想该赶紧把这个合法的毒品戒掉。

因此今晚我尝试了数瓶库存的光明仍无济于事。它已失去了以往的魔力，唯一依然的功效就是让我不时地往厕所跑。精神层面上它已经落伍了。

然而我别无选择。当我一次次地奔波在厕所与电脑的两点一线时我总会觉得惊慌。今天是套餐结束的日子。每当我一天内写出多篇文章（至今未曾实现）或是写出一篇长文时就会享受套餐，也就是三天休假不用写文章。这俨然是一种隐性的压迫，逼迫往往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父母似乎没有寻找到更好的方法，仍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曾经有过另一个政策，每一篇文章超过十条评论就奖励五十元钱。这个软性政策在刚开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的积极性很高，但后来由于网友的冷淡和文章本身的肤浅无奇而使中奖的几率大为缩水。这就是政策口号和实际待遇的差距，正如通钢工人受到排挤和压榨后也会反抗。他们最终在一场围殴中乱拳打死了总经理陈国君，把局势上升到社会矛盾的放大与爆发，使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我虽不敢正面反抗――我们家的政权仍然坚不可摧，权力被最大限度的集中到中央，而我作为唯一的无产阶级正全面地处于弱势――但我至少懂得罢工。不同于通钢工人，他们冲动的反抗极具风险性，收入来源可能会变得更为恶劣――我至少不会亏待自己，在家里合法地偷偷捎走桌上的零花钱后，我不仅使后方的阵地更加稳固，也蝴蝶效应般地摧毁了当初的软性政策。

我家的权力中心注意到了这些社会力量的萌动。正如政府注意到了公盟的影响力并逮捕了公盟领导人一样，我们的权力中心开始对我实施逼迫政策，即使表面上宣称是优惠套餐，正如逮捕的目的被官方成了和谐。自此我的创作被规律化，一旦套餐结束却没有完成任务我将会不时地受到威胁电话，美妙的暑假里会顿时充满不安定因素。

但逼迫政策只会在暂时能取得颇丰的效果，长久就会显得脆弱。7.5事件对维族的武力镇压不会是长久的明智之计，政府必须推出新的体现平等与公平的民族政策来维系团结。同样的，我们的权力中心也必须在短期之内推出权宜之计，以缓解甚至消除我们的社会矛盾，使我可以淋漓尽致地输出高质量的作品。

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仅仅在关键时刻匆忙地变换政策只会让矛盾放大。及早的准备与改革是当务之急了。谨以此文，唤醒权力中心新一轮的思考，同时完成这三天也许是最后的套餐。

他的童话总是吸引着无数的未成年人。遥不可及的魔法城堡，芝麻开门的奇怪咒语，再加上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主人公的可爱脸蛋。哈利波特总能让人充满激情，他在这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很好地扮演了调味剂的角色。

几年前，《魔戒》系列也像《哈利波特》一样风靡一时。但我更钟情于魔戒。即使魔戒拍的太早，特技还没有完全成熟；即使它在细节的处理上过于粗糙，远不如哈利波特，但它带给我的震撼是哈里波特所不能比的。

我不喜欢太绝对的故事。好的总归是好的，坏的总归是坏的，最后好的过上幸福生活，坏的前几集里总不死，最后终于死了，这是莎士比亚前很盛行的东西。哈里波特就是这种路线。奥特曼也是这种路线。怪兽出场，先摧毁几栋房子，奥特曼来救场，过了几招奥特曼被打趴了，然后凭借坚强的毅力战胜怪兽，摆pose，台下掌声雷动。只不过哈利波特更加聪明一点，用爱来体现故事的高尚。哈利有爱，伏地魔没爱，然后哈利就赢了。但真相总没这么唯美，也并非是有爱就能战胜强者的。

魔戒则做得更加真实。布景上没有魔幻城堡，一片新西兰的草原却能让我爱不释手。而主人公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有扭曲的一面，而所有的黑暗又被浓缩在了一颗魔戒上，每个人都会被它诱惑得失去理智。当主人公佛罗多千辛万苦找到了销毁魔戒的岩浆，在即将扔下的一瞬，却终于被诱惑击垮，狡黠地说，它是我的。那一刻我被彻底征服了，原来人性是如此的脆弱。虽然最后还是大团圆的结局，但佛罗多的迟疑，我不会忘记。

在价值取向方面，哈利波特显然要更讨好。他可是要去征服邪恶。在永远不会败的战役中不断挥舞魔法棒证明自己的价值。而魔戒的主人公却是要历尽千辛万苦去销毁一枚戒指。这显然不够震撼。

但在魔戒中我至少看到了每个人的阴暗面，一个人总会被诱惑征服，重要的不是要坚持自己做长胜将军，而是如何克制，如何重生。失而复得的胜利才能永不褪色。没有人当你永远战胜的对手。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穿prada的恶魔》。虽然不用特技，但它也描写了遥不可及的上流社会生活（没人喜欢看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有窥探的嗜好），用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人性的残缺。黑暗面被名贵的prada所象征，这与魔戒出奇地相似。主人公一度在奢华中迷失了方向，最终前往名利场的车上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与她同车的是她的顶头上司－－也就是穿prada的恶魔。主人公对她说，这不是我追求的，没有人会想成为我们......她顿然打断，满是不屑地说，你说谎，每个人都想成为我们。随即她转过头，对窗外闪耀的摄像机投出抚媚的笑。

最终主人公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她勇敢地放弃了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她明白这不是她的世界。但谁会相信呢。这三部电影，主人公最后都战胜了邪恶的一方，大家都成功了。谁也不会相信。贪婪和自私总是占有着我们的心灵。邪恶的一方总是被低估了，而正义的一方也总是比我们坚韧得多。

震撼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东西。我们疯狂地追求他们是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自己。我们回到了莎士比亚之前的时代。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穿prada的恶魔，对怀里的魔戒爱不释手。我们与伏地魔唯一的不同是他承认邪恶，而我们则虚伪地否认。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src="http://www.google.cn/movies/image?tbn=cf90813e03efe6d5&web" width="80" />

FT中文网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几篇境外媒体的时事报道。

“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新疆自治区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和矿物的产地，重要性日趋上升，对于北京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控制好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更加事关重大。

北京在新疆与低烈度的叛乱活动作斗争已有数十年之久，但自2007年以来动荡局面有所加剧，许多维吾尔族人越来越觉得，经济迅速增长主要造福于迁居至此的汉人，而自己落在了后面”

由此可见报道明显偏重的方向。它表面客观地记录维族人的不满，却处处强烈地抒发着该媒体的政治倾向，“北京在新疆与低烈度的叛乱活动作斗争已有数十年之久”“对于北京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控制好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更加事关重大。”这两句话在字里行间已经把中国政府妖魔化。

但对于事件本身带来的伤害损失，报道却只是草草带过。

“中国昨日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实施高度戒备，官员们表示，在一场中国文革以来最严重的民族骚乱中，已有156人丧生。

官方媒体称，有800人受伤，261部车辆被烧毁，203家商店被砸坏。”注意他的语气，包括他下文所有维护他观点的文字和评论，用的都是“官方媒体”“中国政府”等字眼。他想着力表现的是什么？“示威参加者表示，在武警与示威者对峙后，爆发了暴力活动。”“中国当局昨日采取严厉措施阻止信息传播，据称封堵了对外的手机呼叫和网站访问。”他想表现执政当局对维族的压迫和粗暴的掩饰。这篇报道以中国政府和维族群众两种态度的对比把暴力正义化。

不久之后，有位义愤填膺的中国读者便针对这篇报道撰写了一篇抗议信。这位愤青用猛烈偏激得多的语言进行谴责。“文中充斥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西方的惯性思维了：中国政府永远都是不好的，中国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国政府导致的。即使发生了这样血淋淋的暴民动乱事件——确凿无疑的骇人听闻事件，你看你们报道的口气，还想表示怀疑吗？”“你们的说法想说明什么？是不是想说是中国政府镇压了手无寸铁的可怜的维族人？”这些话说得太过直白，无疑体现了他对民族尊严捍卫的决心，但也有意无意地抒发了对维族人的仇恨和偏见，即使维族人不是他攻击的对象。这种情绪也正是那位记者极力渴望体现的。

在抗议信的结尾，这位愤青慷慨激昂地写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真的让人失望——这是你们带有预定立场所导致的。”

他对西方媒体的预定立场如此气愤。但立场是早就预定好的，永远不会变，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所有的报道不过是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做修饰而已。一个政治立场明确的人看到任何报道产生的情感都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真相。真相在蒙上政治色彩的面纱后就显得模糊不清了，客观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政治立场当然与对方截然不同。数字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们是受害方。我们的媒体正进行着强有力的回击，各大网站上纷纷针对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进行谴责，这是对方所无以回避的。但在某些报道的处理中，我们则显得过于粗糙，例如之前在讨论热比娅话题上王乐泉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我的看法，那些人，热比娅不出去，热比娅不说，冷比娅说，他也是一样，他天然就不想说中国的好话，我是这么看法，那些同情支持热比娅的人，不是糊涂虫，他们是骨子里边有毛病，热比娅不说他还编造事实搞这搞那，何况有一个活人在那儿说呢，说啥信啥。”

这些话充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显得十分粗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们是骨子里边有毛病”，我们现在看来会觉得十分可笑，他想表达他对疆独分子的态度强硬，却会被毫无辩驳地歪曲成我们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暴力面前我们更不应该过于偏激，冷静是最有效的武器。正如上文所说的，数字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们是受害方，暴力本身就充满了冲动，邪恶以及对人权的藐视，将它正义化是可笑的。在媒体战中我们也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让我们脱离媒体的政治战争，回到乌鲁木齐。在这个地方，被伤害的汉族人正集结起来，渴望进行一场复仇。他们被所受的欺凌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以暴力对抗暴力是很愚蠢的方法，它会让双方的优势消失。同时，事件也会朝着更加严重，更加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民族间的相互残杀，我们当然不想看到。